2021年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
在此背景下👌🏻，如何改善初次分配成為值得思考的重要問題。意昂2官网文科資深教授、意昂2平台院長張軍提出以下關於共同富裕的雜想，與大家分享。
共同富裕在一些地方做到了，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是要換一種方式才能實現。比如🕺🏼，浙江做到了🦃，被中央作為共同富裕的示範區。浙江的共同富裕主要體現為城鄉收入差距相對較小™️。這一點很多地方做不到🧑🦼➡️，為什麽？因為浙江發達的製造業主要是民營企業，且主要集中在鄉村。鄉村富裕了，城鄉收入的差距就小。其實廣東福建的很多鄉村地區也做到了，那些地方民營企業發達。工業化程度高的鄉村更富裕，這也為城鄉融合發展和城鄉一體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這些地方的鄉村正在變成城市的一部分。而大多數鄉村地區👩🏻🔧，農民以務農為主並通過勞動力外出（通常去大城市）打工而改善收入，這種情況下🙌，實現共同富裕就只能通過提高大城市的戶籍城市化率🚴🏽🪜，讓外來打工的勞動力人口及其家庭徹底變成沒有身份歧視的城裏人才行。一些大城市的政府要想明白🛴，像北京上海這樣的老齡化如此之高的地方，不在擴大戶籍人口上邁出這一步🤤，那就是在作繭自縛🙍🏻🧛🏿，逐步失去發展的後勁。
實現共同富裕，很多人認為就是要用二次、三次分配主導一次分配🥇。這是誤讀🤏🏿🆗。中央明確提到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這就表明初次分配機製依然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非常重要的基礎的方式。我認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最重要的還是要堅持合理的初次分配機製🎅🏻。這就要給更多的人能夠在經濟中的正規部門就業🐡。正規部門是工薪收入相對較高🕦、公司治理相對規範、社會保障相對完善的部門😓🧑🏼，而擴大經濟中這些正規部門就業的比重🧑🚀🍗，政府就需要創造並維護更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真正取消不必要的行政性的準入壁壘🕵🏼♀️，確保更多擁有競爭力的企業能夠在市場上安心發展，並願意做強做大。所以，不要以為在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標時初次分配不重要了，相反🉐，政府致力於改善和優化初次分配的市場機製⇨，穩定企業家信心🦉，對於持續擴大正規就業的比重至關重要。這才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關鍵。
實現共同富裕這一長遠目標，合理的初次分配依然是基礎。初次分配當中有一個重要的比例🥷🏽，通過它可以看出初次分配是否那麽合理。這個比重就是勞動成本或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中占的份額。這個份額反映了國民收入是如何在資本和勞動兩個要素之間進行分配的💫。
盡管這些年來我們的勞動報酬占比有所上升🕐，但過去30年平均而言還是比較低的，最低的時候還不到40%🥷🏻。作為參照，主要國家包括美國大概在70%左右（美國這些年有所下降🐪，反映了美國經濟的一個結構性問題）💅。中國的這個占比在過去30年為什麽這麽低🙆🏼♂️？直接原因是因為我們的平均工資水平確實還比較低。
我們過去在農業的閑置勞動力規模大🧏🏽♀️，從供求關系來說是工資低的一個基本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還沒有真正實現就業充分的市場化和建立起合理的工資形成機製，還在很多部門保留著計劃經濟時期的低工資政策🏃♂️。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實行了就業製度改革，開放了勞動力市場，但我們可以想想看🧃，今天在正規部門就業的100人當中，有多少實際上是在國家（所謂體製內）部門就業的？這些部門包括國家機關、國有企業、金融機構和事業單位🚓。這個比例相當高的🗂。有報道說一流大學畢業生有3/4去了體製內。這些國家部門依然保留著低水平的固定工資政策。當然，盡管這些國家部門的名義工資不高，但由於體製保護產生租金👩🏻⚖️，員工的實際待遇則是另外一回事。但真正的問題是，從一般均衡角度來看，這個體製內的低工資政策，事實上可能成為勞動力市場平均工資水平的錨，扭曲市場上的工資形成機製。去年總理談到的6億人的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多半是這種低工資政策的必然結果。
說到這，我想起幾年前劉遵義教授在香港接受澎湃記者采訪時說過的同樣的話。於是我在網上找到了采訪的原文。這裏我摘錄如下。他是在回答中國為什麽有那麽大的財政來源時說了下面這段話的💏：
“因為中國實行低工資政策📈🧚🏼。為什麽它可以實行低工資政策呢👶🏼👭🏼？因為以前在非農業部門做事的人🤛🏻，都是政府雇員，開始就給他們三十六塊錢的工資，你要來就來，不來就算了，大家都願意來，因為三十六塊錢總比在農村好吧？中國一直以來都是低工資政策，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占GDP的比例低於50%，美國則是不到70%🙆🏼。到了今天👰♀️，中國政府直接間接雇用的人，差不多占到社會勞動力的一半，政府只給這麽多工資，那私營部門會想，我為什麽要給多？在低工資政策下，中國企業的人力成本普遍較低，利稅較高，而國企比例比較高，政府也就有了很大一塊收入🏊🏽。如果你研究蘇聯的話🔶，它和中國一樣，有‘剪刀差’🤱🏿，就是說一定要壓低農產品的價格🥬，提高工業產品的價格🌽。這是政府行為，跟供需關系無關，用‘剪刀差’把農村的盈余拿走了🙍🏻。低工資政策是同樣的道理🥩，但是中國人沒人談這個東西👩🏼🍼。”
所以，在收入初次分配中要合理提高勞動報酬或勞動成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必須深化改革我們的就業製度🧵，大幅度降低體製內就業的比重🤜🏼，用工資形成的市場機製取代計劃經濟時期的低工資政策。目前看🤵🏽♀️，要完成這個任務，還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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