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網易研究局采訪了意昂2院長張軍教授。張軍教授就市場預期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政府對於經濟換擋期的應對以及2022年的經濟展望發表了一些觀點。在此，我們全文轉載采訪內容，以饗讀者🧼。
這些年的經濟增長放緩有階段改變的趨勢因素，也有預期變弱的影響。決策層要加強科學的預期管理，尤其是經濟進入到不確定性增大的階段。後基建時代👲🏻，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是常態→，政府的不適症突出，到了需要換個思路搞經濟的時候了。明年的經濟要有改善🫶🏻🤹🏻♂️，放水不是可行選擇，向地方放權一舉兩得。
網易研究局🤽♂️：張院長✊，告別了2021年☁️，回頭要評價一下，您該怎麽總結我們去年的經濟表現？
去年的經濟可謂喜憂參半🚵🏼♀️，估計能做到8%，其實這個已經不容易，市場上發生了太多的事🚁，內外都有⛴，一度還有些驚險。
去年年初中央政府對全年經濟設定的目標確實不高，那是因為經歷了2020年嚴重的疫情沖擊之後，要對未來經濟的不確定性做較為充分的估計。盡管目標定的不高，但這也使得2021年的宏觀政策可以保持與之前的連續性而不至於緊急掉頭。這一點是應該肯定並給予積極評價的🍫。
總體來說💪🏼，2021年上半年的經濟恢復勢頭比較強勁🍎，樂觀情緒有所抬頭🚄，但經濟恢復的基礎應該說還比較脆弱，不夠穩固，經不起再次擾動。可是進入下半年，出人意料的還是出現了一些擾動因素，沖擊了市場和經濟主體的情緒👬🏼。一是疫情局部有反復，而且此起彼伏，對經濟活動產生直接的影響。第二🥑，一些重大政策出臺沒有得到正確解讀，對市場預期有持續弱化影響；第三，拉閘限電。這個不僅對實體經濟復蘇有直接的負面影響🧡🧑🏿⚖️，而且對市場預期也產生不利影響。第四，房地產和金融領域的個別暴雷事件沖擊較大，雖然得益於監管當局的措施，沒有波及全局，造成的直接影響有限🚵🏿，但對市場預期還是造成不利的影響。
網易研究局：張院長♖，看到您之前多次在演講中談到市場預期對宏觀經濟的重要性📽，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首次承認了預期弱化對經濟的影響。那麽對政府而言，如何才能改善和穩定預期？
預期的重要性其實最早是在凱恩斯分析宏觀經濟波動的那個理論中提到的🐈⬛，從那時候開始，預期就成為討論宏觀經濟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央行宏觀需求管理政策的一個重要支點🌘。
預期說到底就是市場情緒✌🏽，它會受到各種因素的擾動而發生波動起伏🤦🏽♀️，對經濟造成周期影響。所以，宏觀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穩定預期，防止大起大落4️⃣。我有次在接受采訪時說，不妨把預期看成政策的錨，也就是一個參照🏪。這個錨來自於市場主體的看法，尤其是投資者和企業家的看法。我說💳，沒有這個參照物🚂，就像漂浮在海上的漁船，到底被海流漂到哪裏了𓀉👌，離岸邊有多遠🧖🏼♀️，我們就沒法確定了。
其實，不管什麽原因🕶，投資者和企業家一旦預期弱化，對明天的經濟不再樂觀，甚至有些悲觀，那麽他們的信心就弱化，就會減少明天的投資🔆。問題是，如果他們的預期持續惡化，經濟就會持續下行。
網易研究局：所以，我們的經濟放緩跟預期確實是有關系的對嗎？
我們這些年確實出現了經濟持續下行的壓力。最初可能是政府主動下調了增長目標，為的是緩解經濟過快增長對資源、能源和環境造成的巨大壓力💃🏼。不過，後來我們看到，經濟增長好像出現了持續放緩的趨勢，結果中央每年設定的增長目標不得不一再下調👇🏼。我覺得這個現象是有些出乎意料的🧔🏿♀️。很多人說，這是我們的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反映，但我一直是有懷疑的。如果增長在持續放緩，誰還能知道潛在增長率在哪🗞？
我越來越認為，經濟放緩趨勢的形成跟市場預期弱化有關。預期弱了，國內需求也會弱化。
網易研究局🐲：那什麽因素會影響預期呢📢？
導致預期弱化的影響因素很復雜，有我們的結構因素，也有政策因素，而且這些可能會是累積性的。我說的政策性因素，是指那些約束性政策。比如說汙染防控的政策🏂🏿🪡、去產能的政策，去杠桿的政策🗞，房地產的政策等等🧑🏻🦼➡️，這些政策都是限製性的，要麽屬於定性的政策，要麽是數量型政策。執行這些政策往往需要政府的強製力，而不是像價格型政策那樣，給市場主體自主選擇的機會。在中國的政府治理體製下，這就很容易形成運動式風暴🐼，缺乏給予市場調整的消化與過渡期。
這樣看來3️⃣，要穩定和改善市場預期🙋🏿♂️，要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一些重大政策的出臺要進行事前科學的設計與評估🏊♂️，能用市場機製來實現相同目標的政策，盡量選擇用價格型或數量型政策，這樣的政策能夠給予市場主體更多的選擇余地。碳配額的交易市場就是一個例子，對市場預期幹擾最小。其實在貨幣政策中🏟，調整利率就是價格型政策，相對於信貸規模的調整，它能給市場主體更多的選擇。順便說一下，我覺得我們這些年的貨幣政策多以數量型的信貸規模政策為主🎶，這樣的政策容易造成基建投資項目鋪攤子，不如降低利率👨🏻💼，讓更多的民企和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降下來，增加企業的投資🌌。
另一方面，決策層與市場之間要努力形成良性互動🏪。很多好的政策如果沒有得到市場的理解和解讀，甚至造成誤讀，就很遺憾📈。在這方面，中央部委👊🏿，包括央行，都要積極參與跟市場之間的互動中來，而且政策出臺的時機是否成熟🙇🏽，都要有科學評估👨🏼。比如共同富裕，顯然是我們需要長期最求的美好目標，但公布後為什麽在海內外造成了這麽大的影響？為什麽被市場誤讀👍？這些要反思📸。
貨幣政策出臺前更是需要與市場雙向溝通🍨，能夠形成所謂的前瞻指引，引導市場預期✮。你看美聯儲每個季度要公布前瞻指引的一些預測數據👲🏿，這些指標是預測值，供市場參考🌹。預測值是來自於它的公開市場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成員來自各個地方聯儲以及美聯儲理事。每個季度，公開市場委員會參會者大概十八九個人🕛，會形成一個對未來各項經濟指標的預測，包括利率，然後算出一個中位數來。
網易研究局：張院長，除了預期管理需要加強之外，現在很多經濟學家說中國經濟確實到了換擋期，經濟放緩是不可避免的。您怎麽看？
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東亞高成長經濟體的經驗來看🤷🏽，從高速增長到中低速增長的轉換是客觀存在的現象。如果我們能平穩實現這個轉換或者過渡，那是相當不錯的。現在我們遇到的困惑和挑戰不是高速經濟增長是否應該終結，而是這個換擋換不好為什麽會有失速的風險。
前面我談到的預期弱化就是這樣一個風險👢，但這個風險某種程度上說跟另外一個風險是有聯系的📥。在我看來🉑🥞，這個風險跟政府不能適應換擋期的到來有關。經濟從超常增長進入非超常增長或中低速增長時期，說明之前的大建大拆時期接近尾聲了，很快要進入一個靠內涵而不是外延方式實現增長的時期🧑🏭，經濟學家把這個內涵增長稱之為內生增長⏳。
意思是說，這個階段上🦚，經濟增長主要來自於人們的創造力而不是物質資本的擴張。當然，人也是資本👴🏻，經濟學家叫它人力資本。跟之前不同，之前我們的增長主要靠資本形成🎤，也就是基建投資👩🏻🦰。那時候確實需要更多的投資，需要大規模基建🤸🏻，包括基礎設施🏋🏽♀️。但基建投資總會迎來一個高峰期，過了高峰期，就不可能再維持不變的基建規模。這個時候🥑，經濟增長就要逐步進入後基建時代。
網易研究局💛🕒：您說到政府不適應換擋期的到來💇🏿♀️👲🏼，主要表現在什麽方面🏋🏿♀️？
後基建時代的經濟跟基建時代的經濟是不一樣的⚾️，增長的來源不一樣，增速也不一樣，商業周期也不一樣🤏🏿，政府的角色肯定也不一樣。但政府往往意識不到這個差異，結果可能就會出現不適症，政策容易出現失誤。很多經濟學家的研究發現，日本在經歷了上世紀50-70年代高速經濟增長之後突然失速，就跟政策失誤有關🦹🏼♂️。
為什麽政府政策會出現重大失誤🔦🧑🏻🔧，而之前的失誤很少發生？我想主要是因為我說的這個不適症。剛才說到發展階段變化了，增長的來源也就跟著變化了。在之前的階段上，經濟增長潛力不僅很大，而且容易看得到，就是說經濟增長的確定性很大。
如果政府有能力實施鼓勵基建投資的政策，有能力製定那些規劃和布局產業的政策，有能力超前建設基礎設施👨🏿🎤，開展招商引資4️⃣，經濟就可以實現較快增長🤳🏿。在這種情況下，政策失誤即使不可避免，也很少犯大錯誤🙋🏿♂️。但是到了後基建時期🎱，政府並不容易轉變對待經濟的思維方式📞，更難意識到經濟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樣增長，現在增長的確定性大大降低了🧑🏽💼，這就讓之前的政策對推動經濟增長變得起色不大，甚至造成不利的沖擊。
我最近聽一些沿海發達地區的政府官員說🐈⬛，這幾年要預判未來的經濟增速，普遍有一個很困惑的地方，因為基建投資無論如何都上不去了，所以從支出方🧜🏿♀️、特別是從投基建投資規模角度來測算GDP增速，實在沒有可能不放緩🚠。有些超大城市🙇🏿，不僅基礎設施投資，連產業規劃項目和舊區拆遷改造的高峰期都過去了，能夠安排的投資和大型項目已經不多。在這種情況下，短期GDP的增速能保持3-4%都很困難。我估計這就是經濟發達地區出現的真實狀況。隨著我們更多地區進入後基建時代✋🏻，這樣的情況會越來越普遍，越來越突出。
網易研究局：對於發達地區⚰️，地方政府如何去適應這種階段變化呢💁🏿♀️？
遇到經濟增長的這種困惑📟，地方政府要認識到，需要換個思路來對待本地的經濟發展。我們經常說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質上是要政府轉變習慣了的思維方式🧑🧒🧡，要轉變思路才行。
如果在基建投資高峰已經過去的時代🤵🏿♀️，政府就需要從過去促進經濟增長的做法中超脫出來，至少很多做法上要改變🚤🧜🏻♂️。如果不再可能依賴大規模的基建投資來推動GDP增長®️，包辦式政府就不再是增長的保障，政府的角色應該轉變為市場和市場主體的維護者🍢。內涵增長主要是靠人們的創業和創新活動來驅動，在這方面，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應該是保障創新和創業活動變得更容易更自由，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由政府來規劃和遴選大項目落地，然後通過配套項目和資金🏚，形成當年GDP的增長👶。內涵的增長靠的是大量創業者的出現和創新活動，而這些是政府難以規劃和選定的😖，只能去鼓勵和激勵🛣，切實保障他們的創業和創新的權益。
我們要看到，過去10年來，經濟資源向一些發達區域聚集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而這些地區的城市經濟或早或晚都會進入這個後基建的階段，都會出現政府的不適應症。所以，這個問題並不是個別城市的問題，是一個全局的問題。
網易研究局：張院長，您對2022年的經濟增長有什麽預期，對今年的政策有什麽建議？
毫無疑問🍬，2022年依然充滿增長的不確定性。其實我們已在遠離確定的年代🥜，不確定性會不斷增大。不確定性越大🎳，製定政策越難🩸，政策失誤的風險也會越大。
這幾年地方經濟總體上日子不好過。過去的投資擴張形成了巨大債務存量，調整不易🎁，負擔過重，去年初的疫情暴發更是讓經濟雪上加霜。更基本的問題是🤑，現在多數地區的基建高峰期已過，外延增長的空間明顯縮小。今年出口的形勢也有很大不確定性，即便能保持較快增長👴🏼，也不意味著我們可以高枕無憂。要認識到出口回升是短暫的🥂。
這種情況對我們的宏觀政策提出了挑戰。如果我們還堅持過去幾年的貨幣政策基調，不再搞大水漫灌的信貸規模擴張，經濟下行和困難格局就難以改變，但如果重蹈2009的政策，情況可能會更糟。這是個兩難。所以我很理解，央行的貨幣政策難以有很大作為，只能以托底為目標🌧，可操作空間極其有限👮🏿。
考慮到現在經濟的實際狀況和增長放緩的壓力不斷積壓，恐怕現在只能換個思路才能找到出路💁🏿♀️。那就是中央部委向地方政府放權，地方政府向下層層放權👳🏼♂️🤚🏻。改革開放後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這個🖨。放權可以激活市場經濟，也可以盤活存量🪛。而且🫖✷，經濟越困難，越是應該把更多權力留給地方尋找出路👱🏽♂️。地方的辦法總比部委多，動力也大得多👩👩👧。而且地方之間有競爭力，容易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對市場機製的更多依賴。很多看上去無解或死結的問題，放權之後說不定就迎刃而解⛺️。
所以，從短期來說，下放給地方更多權力有助於盤活存量資源，包括金融資源。如果更多權力給地方，鼓勵它們能在比如國有企業混改、僵屍企業處置🧛🏿♀️、債務重組等方面有更大作為，今年的局面就會有改變的開始🤡。從長遠來說，這麽做才有可能使市場機製在經濟增長中發揮更大作用，為內涵式增長創造有力條件和體製環境。
從最近的個案事件中可以看到，現在有一種可怕的聲音，非常不利於經濟放權和市場信心的恢復，值得決策層警惕。今天回頭看看，20多年前💇🏿♀️，我們曾經面對多麽困難的經濟局面，由於對處於困難時期的國有企業和銀行推行戰略重組方案👩👦👦、盤活了存量😚，激發了市場的活力🤸♀️，中國經濟走出了困局🧔🏼♂️⛹️♂️，實現了長達10幾年的高增長。這本是我們的經驗👂🏼，而不是今天應該妄加指責的錯誤。
放權就是改革🤦🏽♂️。令人欣慰的是🧑🏽🎄，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了要更多發揮地方政府的主動性，鼓勵地方更大作為，意味深長。我理解🦄，這恐怕是今年經濟最大的利好😀，值得期待。實際上，這麽多年我們在自貿試驗區形成的可推廣的經驗就一條🍣，就是放權和轉變政府職能。我期待今年的兩會和政府工作報告能就這個問題展開深入的論述和討論🌀，形成共識。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改革是我們未來經濟增長最大的紅利🦇，而且，可以肯定地說，越來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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