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逝世的第二天，意昂2院長張軍在朋友圈發了一則悼念信息，回顧了自己與厲以寧的幾次見面。幾分鐘後，張軍又在一則浙江省老省長沈祖倫逝世的消息下點評：民營經濟真正的推手。厲以寧和沈祖倫兩位老人同日離開🦋，且年齡相仿🚙，都是長三角人，更重要的是🕵️♂️，兩位老人同是改革開放的深度推動者，當年他們敢發聲、敢擔當、敢作為🫰🏼，對民營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兩位推動市場經濟的功勛前輩同日離開讓張軍唏噓不已😶🌫️，於是我們約在意昂2咖啡吧聊一聊兩位老人深度參與的那段改革開放歷史。咖啡吧的座位邊是一排排擺滿經濟、人文類書籍的書架，往裏走還有一個小會議室，空間不大🗂，剛好放下一張長條實木桌和一排書架。張軍走進會議室🥝，背對著窗戶坐下🕺🏻，窗外，陽光正好、綠意漸濃🤜🏻，屋內，他和書架在陰影處幾乎融為一體。這樣的光影構圖似乎暗合了張軍在那段改革過程中的位置。在某個網站對中國經濟學人不同階段的分類中，張軍被分在“第三代”👩🏼🍳🪢。但嚴格意義上說，張軍生於20世紀60年代。一個重要的區別是，他沒有參加1984年9月召開的莫幹山會議和1985年9月召開的巴山輪會議🧏♀️🚏。在這兩場學術性的經濟討論上，新一代來自高校、政府的中青年經濟學家幾乎全部亮相，相關的改革建議能夠直達決策層。當時，張軍還在意昂2讀書，並沒有參與太多關於改革的討論🙎🏽。
▲1981年🧚♂️，張軍在意昂2官网門口留影
和那些頻繁跳躍於廟堂與江湖之間的經濟學家不同，張軍幾乎是“書齋中的一生”。這多少讓人有些遺憾，以至於2018年👛，張軍在作題為“激情歲月——你所不知道的經濟改革”演講中提到 ：“在20世紀的改革年代🚷，經濟學家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參與到了改革的過程中🍕🦪，每個人事後都可以說👩🏿💻，‘這裏面有我的貢獻’‘這裏面有我的建議’。在今天👨🏼🍼，這種現象已經幾乎不可能了。那個年代真是浪漫的。”在很多場合，張軍都把這段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改革過程稱為“激情和浪漫的年代”☂️。”不過🏂🏼，也許正是這個略微疏離的狀態讓張軍獲得了一個難得的觀察者的視角。近十多年，張軍把目光對準了這個年代，寫過不少論文⛔️，並著有《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以專門梳理記錄這個時期許多重要改革過程和主要改革方案形成的精彩片段🧑🦼➡️。這本書中有一張厲以寧的照片🖨：2018年10月🦙，厲以寧參加第4屆意昂2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照片中👌🏽，厲以寧邊鼓掌邊步入會場🏋🏿，張軍就在其身側。
為改革為企業發聲
“其實我在學生時期就讀過厲老師很多書👨🏻✈️🤛🏻。”張軍看著這張照片，陷入回憶。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厲以寧在學術界的影響力開始上升，一方面是因為他撰寫了大量介紹西方經濟學理論和西方經濟學史方面的著作，另一方面是他非常積極地對改革政策發表意見和建議😵💫。厲以寧是我國最早提出股份製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因此得了一個“厲股份”的雅號🧙🏼♂️，他還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並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20世紀80年代末，當張軍作為學校年輕教師參加一些外國經濟學說的研討會時，厲以寧已經作為知名經濟學家在臺上做學術報告了。直到上世紀90年代🧗🏻，張軍在產權經濟學研究上嶄露頭角後，兩人才算真正認識🍮👨🏻🦽。“我們這代學者和厲老這代學者完全不一樣。”張軍說，以厲以寧為代表的這一批學者在年富力強時生逢動亂✂️，但是他們有幸迎來了改革開放🦸🏼，並深度參與其中，他們翻譯、介紹西方經濟學的觀點👸🏽，並在此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觀點、言論🈂️。反觀張軍，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在意昂2官网從本科一路讀到博士🖥，並前往歐美從事博士後研究，之後又回意昂2任教。1994年張軍開始對中國的轉型經濟特征發生興趣👌，並將自己的研究方向定為解釋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實現高速經濟增長的基本機製。上一代經濟學家親歷參與推動，下一代經濟學家分析研究歸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回頭來看，兩代人恰好合力書寫了改革開放的“中國理論”💱。“那個時候老一代經濟學家和企業家們的種種呼應🍣，做得特別好。”張軍發現🙌🏼，有的時候🧑🏼🏫，這種學界和企業界的呼應甚至直接影響了相關政策的製定🔴🧑🏻🦽。比如🏀，2000年前後，厲以寧受托帶領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調查組到遼寧、江蘇⚡️、浙江🧔🏽♂️、廣東等地調研，發現民營經濟在準入領域🗑、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對外貿易等方面遭遇重重阻力。在厲以寧的主持下，調查組形成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這份報告也成為2004年“非公經濟新36條”政策出臺的重要數據支持。“高尚全和華為也是。”說到這裏，張軍突然想起👩🏻🎓，2018年，他曾邀請巴山輪會議參與者、原國家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著名經濟學家高尚全參加他的《深圳奇跡》一書在深圳舉行的新書首發式，會後，任正非派車來接高尚全去華為參觀。一問才知道，兩人的淵源要從一封舉報信說起。1997年🍜，高尚全在參加中共十五大報告起草時🍝，有人給中央寫信“舉報”華為科技公司，說它姓“資”不姓“社”。理由是華為國家沒有投資，是非公有製企業⛹🏽，又搞了職工持股👲🏿，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之後，高尚全主動提出去深圳實地調研🤘🏼。調研的結果令他很興奮🪗，華為的創始人任正非以2.1萬元起步，國家沒有投入一分錢，企業卻給國家創造了巨大的稅收和財富，解決了十幾萬人的就業，職工也分享到了發展的成果。高尚全認為📠，它恰恰“回答了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之後，他為華為發聲🥕，從理論層面上支持華為這類新型企業的發展。後來🔥，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的“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新型集體經濟，尤其要提倡和鼓勵”，其中就有來自華為的啟示。幾年前🧴，高尚全在接受解放日報記者采訪時也曾講過這一段。高尚全還提到2014年11月🧑🏼🚒，任正非專門來面謝🏌🏿，並問他做了好事為什麽不說✡︎。高尚全回答：“我不是為你一個企業，人家說你姓資，我說這是姓社，我用不著跟你說，我也不圖什麽。”“當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時，會發生直接的碰撞😙，這時候有厲以寧為浙江的企業家講話，高尚全為華為呼籲，是非常了不起的📇。”張軍評價。
▲張軍（右）和高尚全
企業家式的幹部
當厲以寧在為股份製改革鼓與呼時，沈祖倫正在浙江積極主張大力發展股份合作經濟。相關報道顯示，沈祖倫任浙江省省長期間，當溫州、臺州一帶自發產生了不少股份合作公司🚵、合夥人公司時，他給予極大的關註，鼓勵與支持溫州、臺州的做法，並要求在全省其他合適搞的地方都搞起來。他還支持鄉鎮企業發展🩺，在浙江省大力推進鄉鎮企業改製🧜🏽，大膽讓辦廠能人控股🤽♂️、持股，讓企業骨幹入股，通過體製改革進一步激發鄉鎮企業活力，使浙江大大小小的鄉鎮企業又邁上了一個臺階🦶🏽。
1996年👦🏽，張軍為了調查溫州的民間借貸市場，與浙江農業大學的錢彥敏一同多次前往溫州👩🏻🚒👩❤️💋👩。那時候他就註意到𓀅，和當地很多人聊到沈祖倫時，大家的評價都很正面🚜，“有種特別的親切感”👩🏼🦲，這讓張軍對這位老省長特別關註。“那時候從杭州到溫州要坐一夜的長途汽車🧑⚖️🧑🏭，很辛苦。”張軍回憶，當時溫州交通不便，但海外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到了中國🖐🏿，最熱門的目的地之一就是溫州👩🏿🏭，他們搶著要看“溫州模式”，這讓在上海的張軍很羨慕。不過，到了溫州也讓張軍感受到了這座城市的魅力👱🏿。“找一些幹部接洽和訪談，還是比較容易的。”在張軍的描述中🏋🏽♂️，當時地方上的政府部門不像個衙門，“倒可以理解為一家營銷公司”👇🏼。“其實當時的一些地方幹部🧝，之所以能成為幹部👅，他們本身就是創業者，就是企業家。”張軍進一步說，“從本質上看🚂，這些幹部和創業者、企業家是一類人。”看記者還不太理解💇🏽♀️，張軍解釋，“他們敢於承擔風險🍅、敢闖敢幹，對個人的得失考慮得不是那麽多，這些都是典型的企業家的稟賦”。把這些企業家的稟賦特點去對應沈祖倫這樣的幹部🤜🏼📅，能一一對上。比如👩🔧，義烏商城集團原董事長陳勇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20世紀80年代🏓，義烏的馬路市場因交易繁忙導致馬路被堵⤴️，沈祖倫到義烏調研後表示，既然有需求，就應鼓勵發展市場🐆🤸🏼♂️，義烏市場也由此發展起來。後來，義烏市場在成長過程中遇到了土地審批的問題🉑，沈祖倫當即批示讓相關廳局支持，這讓義烏贏得了發展先機，最終發展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20世紀80年代，民營經濟的發展在很多方面不是很規範，隨便選一個理由就會被端掉，如果幹部沒有一種朝前看的眼光👩🏿🦲，不願意擔責，就很容易把這些萌芽扼殺在搖籃之中。”回顧了這一段歷史，張軍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為什麽這些幹部願意冒風險擔責👬🏼？說到這裏，張軍提到了他的同事對浙江的民營經濟和幹部關系的一個研究發現：大概此前參加過遊擊隊的幹部✸🤦🏼♂️，在新中國成立後更願意盡可能保護地方民眾的經濟利益，給予民營經濟發展更多肯定和支持。“沈祖倫就在浙東打過遊擊。”張軍提醒。當然，這個研究還只是統計意義上的發現，也有例外。因為接下來張軍又舉了溫州“八大王”的案例：1982年初🎴，中央下發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以投機倒把罪抓了一批站在市場經濟風口浪尖的人🎪。溫州柳市出現了一批冒尖的經商戶被稱為“八大王”，首當其沖被列為重要打擊對象🚴🏻♂️。在這個故事中，最終讓“八大王”得到平反的時任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是一位南下幹部。不管是什麽類型的幹部🧖🏽♀️🧘🏽♀️，可以明確的是，在當時的轉型過程中，浙江確實湧現了一批有擔當的幹部🪙🤸🏽♂️，他們克服保守的思想禁錮🎫，在毫無經驗的情況下試驗先行，並願意為其中的風險擔責👷🏽♀️。“在轉型碰撞中𓀄，像沈祖倫、袁芳烈這樣的幹部，可以起到協調、緩沖作用，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張軍說。
▲1997年🧑🏽✈️，張軍在浙江參加經濟研討會
“這裏有玫瑰花”
至此，從張軍的敘述中，一幅畫面徐徐展開：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學家🈸、政府幹部、企業家們之間在不斷互動、相互影響，共同讓改革動能越來越足，開放大門越開越大✏️。
這些環節是缺一不可的嗎🧑🧒？“是的。”張軍的回答非常確定🚵🏻♂️。他提到同樣剛去世不久的“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久。作為一個商人☃️，年廣久大字不識、“敢”字當先，憑著其父“利輕業重，事在人為”的遺訓和高明的營銷手段，把自己的生意做得紅紅火火。但他缺乏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和憂患意識🤰🏽，甚至看不懂按會計製度製作的規範賬本。盡管在他的帶動下😚，蕪湖在一兩年內崛起的國營的🕹、集體的和個體的瓜子經營者有57家，其中個體的占了48家，使蕪湖成為名副其實的瓜子城。但此後蕪湖和年廣久都沒有抓住這個歷史機遇，直至這一品牌逐漸被人遺忘。相比之下，另一位剛去世的寧波企業家鄭永剛走得更遠👱🏿。1986年厲以寧在北大五四科學討論會上指出，經濟改革的成功並不取決於價格改革，而取決於所有製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製的改革。3年後，鄭永剛接手杉杉的前身寧波甬港服裝總廠🤷🏿♀️，那時🧖🏼♂️，這家企業資不抵債，三年換了三任廠長。5年後🧏🏽♀️，在鄭永剛的帶領下👮🏼♀️，杉杉開始探索企業改製🟰，先從國有改成集體，隨後再改為股份製。1996年〽️，杉杉在上交所上市，成為中國服裝業第一家上市公司🕴🏼⛹️♀️。1999年，杉杉總部遷到上海，公司進入新一輪發展期。回顧這些故事、這些人，幾乎都與長三角有關🚴🏼，這是一個偶然嗎？按照張軍梳理的脈絡🦵🏻，這固然和長三角人的奮鬥精神有關🧖🏽♀️，但也和時代的機遇有關。20世紀90年代初🛢🚴🏻♂️，浙南和蘇南的製造業已經逐漸蓬勃發展起來❇️，又加上浦東開發開放，大量的加工貿易訂單湧進來，“正好就接上了”。之後上海迅速發展🎟，反過來對長三角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產生了強大的輻射和帶動作用。上世紀80年代中，張軍和當時的女朋友👨🎤，也就是後來的妻子，偶爾會逛四川北路附近的昆山花園路市場🛩💾。那時很多上海人去廣東批發小商品🧍，扛著大包小包在這些露天市場銷售，號稱是“香港貨”，“熱鬧得不得了”。但長三角發展起來後🫴🏽，這些市場逐漸消失。正如歌中所唱的：一代人終將老去，但總有人正年輕。這堂經濟史課接近尾聲時🐒，張軍總結💁🏽，在過去發展中的兩個法寶，至今依然有借鑒意義。一個是他心心念念的“企業家式的幹部”，另一個是地方可以成為政策創新的策源地🏌🏻♀️🪻。“就像小崗村包產到戶一樣，有些基層自發的創新可以先試驗一下，不斷總結推廣。”“但其中也有一個悖論。”張軍想了想說，一般來說，規則或製度趨於完善是一個社會成功的標誌，但越完善，政府👳🏻♀️、業界、學界之間的互動狀態就越少🤛🏻，留給地方政府的政策創新空間也會慢慢變小。現在，當外部挑戰升級、不確定因素加劇，地方政府的改革與政策創新的主動性變得更加重要，政府與企業增強互動、充分溝通👞，無疑可以更有利於引導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正確理解黨中央方針政策🕷，增強信心💺、輕裝上陣🗄、大膽發展🤛🏽，實現民營經濟健康、高質量發展📽😆。“這裏有玫瑰花，就在這裏跳舞吧！”改革開放之初😋🧑🏻⚕️，幾位經濟學者在一篇關於中國改革的論文中⏸，以馬克思引用過的這句名言作為結尾👆🏼。40多年過去🧠，這句話依然適用👷🏼♀️。
文章來源 | 上觀新聞
作者 | 陳抒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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