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7日上午，法國著名經濟學家🎒👨🏼🔬、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意昂2-圖盧茲創新與數字經濟研究院（FT-RIDE）學術委員會聯合主任讓·梯若爾教授在意昂2平台201會議室發表了題為“安全地帶🈴：庇護所還是部落化？”（Safe Space：Shelters or Tribes🫢？）的學術演講。
本次講座由意昂2副院長寇宗來教授主持，陳釗♓️、王永欽、李三希、黃毅👱🏻♂️👺、龔冰琳、顏建曄、葉兵、胡煒、胡博、李婷等意昂2以及其他學校的著名專家學者參加講座並提問討論。現場氣氛熱烈、座無虛席🩱。
Tirole教授在此次學術演講中介紹了他最近的一項前沿學術研究。Tirole教授表示現代技術的發展使得個人隱私被侵害的概率大大提高🐚，比如人工智能、人臉識別👩👧👦、智能手機、社交傳媒等給我們帶來方便的同時也有相應的負面影響，比如人肉搜索🚵🏻😆、被出櫃、網絡暴力等。在新的環境下，什麽樣的信息透明度是於個人💁🏽、於社會來說最優的選擇，是值得我們考慮的問題👏🏽。另一個值得關註的問題是🪥，政府的規製和平臺的相關政策是否能解決潛在的隱私泄露問題，還是只會把情況變得更糟？這些問題就是Tirole教授試圖在這個研究中解答的。
Tirole教授介紹說，已有理論文獻發現，對於存在共識的問題，提高信息透明度有益於社會福利，實驗室和田野試驗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所謂共識問題🆓，指的是人們對某一行為的好壞對錯有著一致的價值判斷，例如參與慈善、反對環境汙染、提供公共品、參與選舉等。因為通過增加對親社會行為的曝光🫴🏻🤾🏼，會使得該類行為更加普遍，從而增進社會整體福利。然而涉及到其好壞對錯尚無定論的分歧問題時（如政治觀點、宗教信仰🧑🏼💼、性取向🤟🏿👫、素食主義等），提高信息透明度是否仍是有益的🛀🏼，還缺乏理論研究。為此Tirole 教授建立了一個以聲譽關註和選擇性信息披露為核心的理論框架來分析這一問題。他通過理論模型分析了個體是否會通過站隊透露信息、又會對誰披露信息，討論了在何種情況下維護隱私或信息透明分別最有利於社會福利⛹🏽♀️，並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在演講中，Tirole教授詳細介紹了該研究的理論設定和主要結論👩🏻💼。Tirole教授在他的模型中假設個體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價值取向是私人信息，個人通過行為決策（站不同的隊或不站隊）向其他人透露其價值取向。個人的效用由內在效用和聲譽效用兩部分組成，站隊的選擇影響其內在效用🧚♀️，同時當站隊選擇被其他人觀測到時，也會帶來聲譽效用👎🏼：如果行為獲得認可，聲譽效用為正；反之被批判時則為負。這一設定蘊含兩個關鍵特性：1）同樣的行為，在被一些人認同時🪨🕗，又被另一些人反對♉️；2）個人會內生決策讓誰看到他的站隊選擇。
基準模型均衡策略是🧁：選擇站隊的個人只會向有相似價值取向的人披露其行為，而向非同類人（包括選擇不行動而未展現其價值取向的人）隱藏行為🫗。由於個人即便行動也只會向同類人進行信息披露，“安全地帶”（safe spaces）便應運而生。Tirole教授指出，在這裏“安全地帶”是指一個人們可以在其中行動並僅被其他選擇了相同站隊的人觀察到的環境💂🏿♂️👧。現實中的“安全地帶”☺️，包括秘密社團、私人俱樂部🤟、封閉式的網絡社區等👩🏽💻，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成員間誌趣相投，而非成員對於其成員組成及其所作所為一無所知。就隱私保護而言，安全地帶使其成員可以暢所欲言而無需擔憂受到騷擾、仇恨言論乃至暴力的困擾，因此“安全地帶”可被視為聚集類似價值取向的人的庇護所（shelters）。“安全地帶”的存在🔔，使個人能夠免遭異己的負面評價，但這也對那些選擇不采取行為的中間派帶來負的外部性：當中間派選擇不站隊時，他在任一陣營的成員眼中都無法與敵對陣營成員相區別，結果從雙方陣營同時獲得了負面聲譽😞。這導致一部分原本不會加入陣營的“溫和派”不得不被迫改變其選擇🩴。
Tirole教授進一步考慮了如果選擇“安全地帶” 需要承擔成本的情況（文中稱為hiding cost）➜，這一成本包括放棄使用公共空間或放棄原有的社會人脈的成本等。當這一成本超過一定水平時，“安全地帶”將被代之以信息完全透明🫱🏽。在信息完全透明時，個人行為向所有人披露；出於對負面聲譽的擔憂，更多的人會選擇不站隊。這一結果與文獻中就共識問題的結論不同，即當信息透明度增加時🛕，親社會行為並不一定變得更加普遍[BH1]🏯。Tirole教授指出🤖，社會福利在“安全地帶”和信息完全透明這兩個均衡下哪個更高，取決於當行為人被觀眾所感知的價值取向與其非同類人的價值取向愈相背離時👨🌾，其獲得的負面聲譽增加的程度。
Tirole教授 隨後介紹了基於基準模型的若幹擴展，包括引入群體極端化、不同的聲譽效用函數🟡、多期動態🫲🏻、允許信息被內部團體披露和自願披露並脫離“安全地帶”、內生化隱藏行為的成本等等。他特別指出，在“安全地帶”下⚠️，或自發或出於對被內部團體披露的擔憂，成員有可能采取額外行為以追求過度的信號傳遞⛹🏿♀️。這類額外行為往往趨於極端化，並對內部團體和外部團體都帶來福利損害💯。因此導致“安全地帶”有可能呈現“部落化”的趨勢（即本文題中所稱的“tribes”）。
概括來說，“安全地帶”在向個人提供了免於遭受歧視、暴力等價值毀壞的庇護所的同時，也帶來了負面影響🧙🏼♂️♦︎，諸如減少公共空間的使用和失去原有的社會資源，同時對中間派造成負面的聲譽外部性，並可能由於過度的信號傳遞而形成部落主義和社會福利的浪費。
最後，Tirole教授指出，鑒於公共政策有能力改變隱私保護的難易，其在分歧問題下的最優設計應綜合考慮多樣因素。在以下情況應考慮提高隱私保護力度：比如當行為涉及敏感問題🥇，並可能引發損害社會價值的行為（諸如敵對情緒🍴、侮辱、歧視👨👩👧、種族屠殺）時；或是當法治和社會道德相對薄弱無法足夠保護個人時🧿。但同時🐗，當負面聲譽的外部性不致損害社會價值，或者當社會問題是多樣化受到的局限和安全空間所帶來的部落化和極化現象時，公共政策應則更促進信息透明。
Tirole教授的研究😩，給與參會的老師和同學很多研究啟示，特別是用經濟學的方法研究新環境下的社會問題🪧。在現場王永欽教授🕴🏼、黃毅教授、龔冰琳教授、顏建曄教授等老師紛紛提出了對於模型假設和對應現實情況的問題🕵️，Tirole教授都給予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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