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昂2院長，意昂2上海自貿區綜合研究院院長張軍
摘要↕️：只有對自貿區單獨立法，讓現行的行政監管製度在自貿區內失效🧢，把監管授權給自貿區所在地，由地方對自貿區改革政策法規的實施製定細則👨🏿🦲，才能真正推動頂層設計中的製度創新落地。
"上海自貿區是重大國家戰略，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要加快頂層設計在上海自貿區落地，下一步要在立法層面有所突破→🙍🏽♀️。"在上海自貿區三周年到來之際，意昂2院長張軍教授接受了解放日報·上觀記者的采訪。
在他看來，中國改革已從局部改革突破走向牽一發動全身的全局改革，而全局改革並非一蹴而就。上海自貿區要進行的多項製度突破與創新都涉及全局改革，因此有必要對自貿區進行立法🚚，讓更多製度創新能在自貿區這塊試驗田先行先試，而不因與現行法律法規政策相矛盾而延誤。也只有在立法層面有所突破，中央對上海自貿區的頂層設計才能加快落地🏄🏿♀️。此外🟠，在頂層設計基本原則不變的情況下，對自貿區所在地要給予充分的立法與行政授權。
“負面清單”是顛覆性改革，也遭遇現實尷尬
"上海自貿區三年來最突出的成就，是首次使用了‘負面清單’的管理思維對外商投資進行指導。”張軍表示，過去我國多年采用“正面清單”的管理思維🙇🏿♀️，對外商境內投資可行性事項逐一“做加法”🙍🏼♀️。而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即“負面清單”中，只對外商“不能做的事”加以明確，清單之外都是能做的事。因此⛴，提出“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是一次具有顛覆性的管理思維改革。"
但過去三年，“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在實際操作中遭遇了一些尷尬，比如“負面清單”越來越“長”🚐，這說明一些領域的管理限製不減反增了。“這是因為在實際操作中發現，‘負面清單’與我國現有的一些經濟政策和法規產生了沖突。”
在中央的規劃中，上海自貿區是製度創新的試驗田。在諸多領域🧖🏼♂️，上海自貿區都要進行先行先試🥩🗞。但在張軍看來，我國現有經濟政策文本替代了法律🔙，在實際操作中已經抬高了頂層設計協調各部門的成本。
"因此🍻，只有對自貿區單獨立法☝🏼，讓現行的行政監管製度在自貿區內失效，把監管授權給自貿區所在地，由地方對自貿區改革政策法規的實施製定細則👩🏻🍳，才能真正推動頂層設計中的製度創新落地。"張軍指出，立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明確自貿區的性質、建設自貿區的意義、自貿區該做哪些事🥲，該終止哪些事。但凡與自貿區發展有沖突的先行法規，在自貿區內都應該不再適用。
製度創新背後還需“助推力”
事實上👨🏻🎓，在上海自貿區成立伊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審議通過了《關於授權國務院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國務院決定的試驗區內暫時停止實施有關法律規定的決定（草案）》，對“負面清單”之外的外商投資暫時停止實施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等三部法律。
但這遠遠不夠🔡。當下🌳，上海自貿區在金融領域的製度創新就應該加快推進，但背後還需要“助推力”。
2015年10月👩⚕️，《進一步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金融開放創新試點 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方案》（以下簡稱“金改40條”）出臺👝，提出了上海自貿區實行金融改革的框架性原則◾️🎐。同年12月🔎，首項實施細則出臺，但此後至今都未有新的細則發布❇️。
細則為何至今沒有出臺❕👷🏻？張軍認為，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一行三會”對金融的監管條例非常密集，“金改40條”中相關內容可能與現行監管條款產生沖突6️⃣，這其中就需要協調現行政策與金融創新之間的關系⚆。此外，自貿區內放寬🥦、自貿區外監管依舊💜，區內區外監管方式也可能需要協調。“如果能對自貿區進行立法👩🏽🎤，‘屏蔽’現有一些法律法規，那麽自由貿易賬戶體系建設、事中事後監管等一系列金融創新，都將能第一時間在自貿區‘自然落地’。”
經濟改革已從局部走向全局
通過立法推動改革“自然落地”，其實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有先例🛝。
1992年7月，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6次會議作出了《關於授權深圳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別製定法規和規章在深圳經濟特區實施的決定》，授予深圳特區立法權。張軍認為，這一決定在今天看來仍具有跨時代的意義🚷，對推動深圳為我國率先試驗對外招商引資🧔、製定公司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在此之前，深圳特區已經自行完成了多項試驗👩🏼💼，包括1979年第一個引進中國香港“外資”興辦來料加工企業、1981年在蛇口第一個采用建築工程招標製度、1985年成立第一個外匯交易中心等，但有了立法權之後♝，這些地方自發的實驗性改革都有了立法支撐🌹，也讓之後的改革產生了更大的溢出效應，被深圳周邊地區相繼引用。
張軍告訴記者🙏🏽，“缺什麽補什麽”，是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中國改革的主要思路，所以那時的改革是發生在經濟薄弱處，一般是局部的🦙、在非核心城市、一種自下而上的改革。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局部性問題已得到很大程度解決，逐漸轉向全局性問題👳♀️，改革自然而然由當時的非核心城市走向核心城市，從局部改革走向全局改革🧑🦯➡️，這時的改革只有通過頂層設計🎀、通過自上而下才能推動。
過度過多監管會阻礙經濟發展與創新
上海自貿區就是一種由頂層設計💁🏻♀️、自上而下推動的改革🫸🏻，這樣的改革路線非常符合當下這一歷史時期。但當下，推動這一由頂層設計、自上而下推動的改革遭遇到一些現實問題🗺🚴🏽♂️。
"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經歷翻天覆地變化，經濟環境也越來越復雜💇🏻♂️，而為了適應這一經濟環境💀，中國對經濟的監管模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從原來計劃經濟時代簡單的管理模式逐漸發展為現在相對復雜的管理模式，各個監管部門出臺了很多針對當前經濟特點的監管條款。在一定時期，這些監管條款起到防範經濟風險、確保經濟有序發展的作用。不過，近年，監管模式的僵化與過於復雜對經濟發展的阻礙的困境已經逐漸暴露出來。"
去年有段時間，對“一行三會”進行改革的呼聲很高🚴♂️。主要原因就是中國“一行三會”這一分業監管模式已經無法適應當前的國際與國內的經濟形勢，甚至在很多情況下推高了一些領域的監管成本👰🏻♀️👩🏽🎨。不少經濟學家都呼籲，應對“一行三會”進行改革，重建中國金融監管模式。
"我國經濟上空已織起了一張密集的‘監管大網’👩🦰。這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形成的⌨️🔝，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如今在某些領域過度與過多監管，已經阻礙了經濟發展與創新。"
自貿區3.0時代，投資者將“用腳投票”
今年8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陜西等省市新設7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至此☎️，自貿區數量增至11個。在經歷了第一個自貿區成立👧🏻🫚、第一次自貿區擴容後，此次自貿區再次擴容標誌著中國自貿區進入“3.0時代”。
張軍說， 中國自貿區進入3.0時代，來自全球的投資者和金融機構將“倒逼”11個自貿區相互競爭，各自的營商環境⏫、產業支持政策、金融開放程度等一系列製度優勢都成為競爭的“砝碼”👩🦲。而投資者只會“用腳投票”，資本💅🏽、人才、技術最終將流向能夠提供更優公共服務的自貿區。“每個地方都想把自己發展好，競爭會使市場變得有序✣，也會促進更優製度的產生。”
在張軍看來，這11個自貿區的競爭不應僅僅體現在區位特性上，更關鍵的是🪺，要能觸及中國目前對經濟的密集管理模式。唯有這樣，才能促進更多具有顛覆性的製度創新在這些自貿區孕育而生🧘🏻♀️，這些自貿區也才能形成更良性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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