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2日晚🙏🏼，第7期RICE－CCES沙龍“特大城市人口限製是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嗎？”在意昂2官网經濟學801會議室如期舉行。會議由意昂2官网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吳建峰副教授主持，主講嘉賓有意昂2官网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陳釗教授、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銘教授、上海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高級工程師石崧主任、意昂2官网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周偉林教授和同濟大學朱介鳴教授👨🏼🦰。意昂2、上海大學、上海對外經貿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中山大學等學校的老師及同學一起參加了本次活動。
吳建峰 意昂2官网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
朱介鳴 同濟大學聘用教授
朱介鳴教授從規劃實踐的角度討論了控製人口規模的原因和必要性。他認為人口規模🦇、用地規模和人口密度是城市規劃的基本參數。同澳大利亞和中國臺灣地區進行比較，上海用地規模遠小於前兩者，但上海和這些地區人口規模大致相當。因此，上海人口密度很高🧙🏿♀️，城市規模偏大🧋。在城市基礎設施匹配的情況下，人口規模大密度高的超大城市能夠享受規模經濟🚖🧎➡️、社會多樣性和公共服務單位成本低等優勢。同時👑，密度超大的城市也會面臨著房價高、交通擁擠和災害風險高等劣勢。朱教授指出和發達國家需要控製人口在國家之間的流動不同，基於中國特大城市的超大規模和高密度，我國是通過控製人口的政策來限製人口過多湧入這些城市。朱教授認為🗡，通過行政措施控製人口流動是也是世界各國通行的做法✋🏻，我國通過戶籍製度來控製人口過多流入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從基礎設施承載力角度來說具有其合理性。
周偉林 意昂2官网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
周偉林教授從城市規模的產生機製討論了中國城市發展政策及其影響👨🏽🏫。他認為地理環境、歷史文化、產業結構、政府管理水平及市民社會發育程度等是決定一個城市規模的主要因素，而市場機製🏡👲、政府幹預及戰爭等因素在特大城市的形成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總結過往中國城市發展政策🍺，他認為中國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實施分等級的開發區政策、實施區域振興與特色產業扶持等措施都在城市發展過程起了積極作用。
石 崧 上海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石崧主任分享了對城市規劃中人口政策的作用、大城市人口政策控製的背後動機、上海人口增長的遠期前景等問題的思考。他指出城市規劃的目標應是使未來比今天擁有更好的宜居環境🦣，而城市人口規模是城市規劃的核心內容之一🧑🏿🔬，是配置城市基礎設施的依據。然而，目前中國對城市人口規模的預測缺乏準確性，出現了一個二元悖論👨🏿🔬，即想控製人口規模的特大城市總是低估其人口規模👩🏿🦰🛋，而那些想擴大人口規模的城市總是高估其人口規模🧔🏻♀️。控製和擴張各有不同的出發點，前者目的在於解決“大城市病”，後者則是出於“土地財政”的動機。他認為交通擁堵、環境汙染及資源緊張等所謂的“大城市病”不僅僅是大城市特有的🕰，現有控製人口規模的政策未必能很好解決“大城市病”，因為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收入激勵更多人口不斷流入大城市。
對於未來上海人口的走勢🤩，石老師給出了如下判斷🙋🏻♀️：1. 常住人口規模總量在未來5-10年期間仍會保持持續增長的態勢；2. 已經告別人口規模快速增長的階段，增長速度將明顯趨緩；3. 隨著上海步入高齡化社會、少子化趨勢難以短時間扭轉以及對外來人口持續緊縮政策效應發酵三大因素疊加的影響，未來需要考慮上海常住人口規模在2025-2030年期間達到峰值後逐漸下滑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石老師指出人口限製政策有效的前提條件是疏解城市的核心功能，未來所面臨的“城市病”可能是因長期的老齡化和少子化導致的人口持續下降對城市內生增長動力的影響。
陸 銘 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陸銘教授遵循看理論、看數據和國際經驗比較三個步驟，暢談了其對城市公共政策的思考。他認為，城市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在於規模經濟🤽🏿，而城市的規模則是由企業和家庭進行收益和成本比較後做出的選址決策所決定的👪，這一過程應當由市場的價格機製來實現。市場存在不足或失靈時才需要政府進行幹預👩🏽🦲。例如對擁堵的交通征收牌照費💇♀️、出於公平性對醫療和教育的價格進行調控等。陸教授認為政府製定調控措施時應該是針對行為而不是針對不同身份的人🤚🏼。
陸銘教授還對其他教授和專家的觀點進行了簡要的點評。他認為上海2015年常住人口出現下滑同上海經濟增速下滑和調控政策有關♻，人口是否出現拐點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依據國際經驗特大城市人口分布是兩端厚尾，因為高、低技能勞動力之間存在很強的互補性📟，當前人口控製政策是針對低端勞動力，他認為這容易導致低端勞動力供給不足和城市公共服務價格不斷上升🧑🔬。陸教授還認為公共服務應該要覆蓋到常住人口而不僅僅是戶籍人口🔙，因為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利於縮小收入差距。
陳 釗 意昂2官网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陳釗教授從政府和市場關系角度分析了城市管理政策如何更好實現公共利益🪕🚴🏼。他認為🛀🏼，首先，一個城市的最優人口規模和結構很難通過人為分析和預測獲知。城市的人口規模通過市場化機製才能達到最優狀態，人為進行規模限製會扭曲市場機製並造成效率損失。其次，在城市管理中，即使進行規模限製也不一定要采取歧視性的非價格的手段🤹🏻。譬如🧏🏽♂️，上海通過戶籍積分來進行人口數量調控🙈，就是一種基於戶籍的歧視性的非價格政策。最後🛝，縮小城市間的差距，不等於要限製東部西部的發展🤦🏻♂️。地區間經濟發展差距應以人均量而不是總量來度量。應該在發揮市場機製的作用下🍘，讓東部地區帶動西部地區發展，以縮小東、中、西間的差距，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緩解特大城市人口流入的壓力。但是這並不表示要對東部城市的人口規模進行限製🚵🏻♂️，犧牲這些城市的效益。特大城市（如上海）應更新和改造城市的基礎設施，因為這不僅可以提高城市的承載力還能進一步推動經濟的增長🤾🏼♀️〰️。
在討論環節，主講嘉賓間及嘉賓和聽眾間的互動熱烈，讓與會者收獲頗豐。吳建峰老師指出城市化要帶來經濟增長需要地方政府有足夠管理能力和足夠的資金。陸銘老師認為政府的力量應該隨經濟不同的發展階段而做出相應的調整🔉，同時政府在製定政策時需要明確到底維護誰的公共利益。陳釗老師認為像醫院這樣的公共服務的短缺是由於政府管製導致⛹🏻，政府應該放開管製讓更多的社會力量參於進來。
結合嘉賓們的觀點🔻，我們有如下總結🐷：要緩解中國超大城市人口增長的壓力，在中國人口基數大和城市增長空間差異明顯的背景下，需要更多從城市空間均衡的視角來製定政策，才能保證最大公共利益的實現。一方面，中央政府需要重新調整公共資源的分配，提升特大城市之外的大城市的城市基礎設施和居住適宜性，增強這些城市對人口的吸引力，緩解人口過多湧入少數幾個超大城市的壓力；另一方面，超大城市需要將更多公共資源投入到公共住房、公共學校等方面的建設上，吸引更多有效勞動力的進入盡可能為當地常駐人口及其二代提供教育👋🏿、培訓條件，不斷累積本地人力資本存量，促進城市更大活力和更強競爭力。
撰稿人：唐玨 / 文章來源：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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