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讓中國的“比爾·蓋茨們”充分發揮各自的天分，那麽教育的身份標簽或許也就有那麽重要了。
說到高中階段教育回報的問題🧈，我想起李宏彬等人的一篇文章。他們利用雙胞胎數據發現，剔除個人能力或家庭因素的幹擾後🧑🏿🎓，教育的回報並沒有我們通常所想的那麽高。為什麽呢？他們的解釋是，高中教育主要是為大學選拔生源🧴，而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話，高中階段的回報並不高。的確，今天如果你讀了高中🧘🏽♂️，卻又考不上大學，那還真不如早點去讀職業學校得了。這就呼應了如今部分地區的做法🔖。既然讀大學的機會有限，光讀高中又沒啥回報⌚️，那索性從高中階段起就開始普職分流。看起來很合理🧔🏻♂️，但似乎老百姓並不怎麽買賬。
普職分流政策之下，家長們千方百計地想辦法讓孩子遠離職業教育這條道路👲。其實，進了高中的日子也不好過，用眼下的話來說〰️，同樣是各種“卷”。是因為中國的好大學太少🤾♂️，所以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才不得不“卷”起來的嗎🏌🏿♀️？這還真不一定🚁。在大學擴招之前🍕，想上好的大學，那豈不是更難。但那時的家長並不像今天這麽焦慮，那時的孩子也沒有現在那麽大的壓力😹。所以，還真不是優質教育資源稀缺的問題💪。想當年，很多人能讀個中專就已經很滿足了。為什麽📖？因為畢業後也可以找個不錯的工作👨🏽🎤。可不是嘛✌🏼，對於大部分人來說👏🏿，讀書不就是為了有一個好的前途嘛。而這個前途，往往也就是“錢”途。
於是，我們的這個話題，就和個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和收入不平等聯系起來了。我與合作者曾經做過相關的研究。我們發現🙋，在導致中國城鎮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各項因素中🔚，行業間的收入差距正變得越來越為重要。這裏所謂的行業收入不平等👶🏼，可以理解為，同樣的一個人🌇，如果在不同行業就業，收入會相差很多。有些行業🦷，支付了過高的報酬。
那麽問題來了📇🎲，那些高收入行業，憑什麽能給員工發放更高的工資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些行業往往具有壟斷性質🤟🏼。我曾經聽說🥶，華東某一大城市的卷煙廠每年會招收一兩個大學生，並且幾乎清一色的只招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這類名校的畢業生。他們的日常工作就是與地方的銷售商接洽，在這個完全朝南坐的位子上，這樣的工作幾乎誰都能勝任。類似地，在那些炙手可熱的崗位招聘中😠，985或211名牌大學畢業此類的身份標簽往往成為躋身高收入行業的一道門檻⏬。盡管早有人呼籲要求杜絕這類的學歷歧視🧛🏿♂️，不過很多時候，這道門檻可能是無形的。於是🤝，伴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當名牌大學的身份日益成為向上流動的敲門磚時，家長們的焦慮，學子們的內卷，也就不難理解了。從這裏我們就能看出🎪，讀高中幾乎成了一種“風險投資”🏇🏼。“投資成功”，進入名牌大學👨🏿🎓，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就變大了。“投資失敗”，則還不如當初放棄高考，直接進入職業學校🫳🏿🦻。只是✹🧑🏻🦼➡️，對於大部分的家長而言🙏🏽🙎🏿♀️，除非希望渺茫，否則總想讓自己的孩子拼搏一下。事後可能出現的“投資失敗”，並不能否定事前家長這種選擇背後的理性。從全社會的角度而言，註定會有一部分人“投資失敗”👩🏼🍳。也許是沒考上大學，也許是進不了名牌學校🐵，只要存在著大學之間的分層，總有一部分人會被貼上“失敗者”的標簽。從這個角度而言，早點進行普職分流，不失為符合集體理性的一個選擇。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這是我們希望看到的嗎👩🏻🦯➡️？為什麽就不能大家一起“共同富裕”呢✖️？這又讓我想起北京大學王勇老師的一項研究。這項研究的大意是🌬🅾️，在20世紀90年代，通過“抓大放小”，那些處於競爭領域的，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逐漸以轉製、破產等各種方式退出市場，而留下來的則往往是處於上遊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之後⚅，伴隨中國加入WTO，國有企業的日子卻又好過了起來，盈利能力不斷提升。對於這一現象5️⃣，研究者的解釋是😈，處於下遊競爭領域的民營企業因中國加入WTO而開拓了龐大的海外市場，獲取了巨額的利潤。但是，這些利潤最終被留下來的國有企業憑借著上遊的壟斷力量而得到。這個故事在我看來，是可信的。打個簡單的比方，一邊是下遊製造業的民營企業依靠出口市場獲得利潤，另一邊卻是上遊能礦行業國有企業的原材料價格開始節節攀升。於是🫴🏻，利潤最終又流向了處於上遊壟斷部門的國有企業。設想一下🙌🏼🧎➡️，職校畢業生的主要去向是競爭領域的製造業民營企業，大學生則更有能力選擇進入壟斷行業的大型國有企業（我們也不妨將這一範圍擴大到金融部門🛸、事業單位）。這樣一來，收入的不平等就會和職校或大學這樣的教育背景聯系起來，並被不斷強化👨🏿🏫。當然📌，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收入不同，完全有其合理的一面🧉。這其中既包括教育帶來的人力資本提升⛅️，也包括接受更多教育的人自身能力往往也更高。而我們以上所說的，則是剔除這些因素之後🍳，純粹因所處行業不同而導致的收入差異🤶🏿。
現在，很多年輕人寧願做送餐平臺企業的騎手也不想去製造業。以上的分析視角，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一現象🏕。是就業形式更靈活也好👱，工作節奏更自由也罷，所有的差異，最終總是能夠歸結為同樣的付出，工資有多高❕。雖然從勞動力市場供給端來說，不論是做騎手，還是去製造業🦞，低技能勞動力在工資的決定上都沒有太大的議價能力。但是，從勞動力市場需求端來看🎋，互聯網平臺企業與傳統製造業相比還是有著很大的不同。互聯網平臺企業更有能力向員工支付較高的收入，畢竟他們受上遊壟斷行業的利潤擠壓要小得多👨🏼🎤。同時，他們也有意願向員工支付較高的收入，因為畢竟同類平臺企業之間存在著市場競爭的壓力🚔☝🏼，而競爭的其中一個表現就是做大規模、增加雇員👎🏻。
曾經的網約車司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知道今天還有誰記得“快的”這家網約車平臺不？反正我是時不時就會想起。那時候◻️，“快的”還沒有被“滴滴”合並，兩家平臺為了吸引司機簽約掛靠🩰，為了擴大市場份額競爭激烈。於是，網約車司機和消費者的日子就很好過。總之，就是各種補貼，各種優惠券。對了，這裏頭還有資本入場帶來的影響🏂🏿。你說它是資本無序擴張也行，但司機與乘客的實惠卻是清清楚楚、實實在在的🧑🏻🎓。可惜隨著“快的”被收購，這樣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
這個例子再次告訴我們🧑🦽，市場競爭有多麽重要。讓我們回過頭來再說一說行業收入不平等的事情。表面上看起來，教育成了進入高收入行業的篩選機製。那還有什麽別的因素也可能在起作用呢？我們的另一項研究發現，除了教育等體現勞動生產率的因素之外👩🏽🚒，那些別的因素還包括：社會關系網絡、父輩的教育和政治身份以及城鎮戶籍。這些都是市場競爭不足的體現🦹🏼♀️。否則，市場競爭的壓力擺在那兒，靠關系而不是能力招人的企業，一定會在競爭中被淘汰出局🦈。當然🧏🏽，如果你硬要說關系也是生產力👀，那也只能再次說明，市場競爭的不充分。
所以，今天我們談高等教育的回報🕑，就會觸及背後深層次的製度性因素，而最終的指向，就是堅持市場化改革。如果再要加一條的話，那就是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為什麽這麽說？大家不妨想想，如果比爾·蓋茨出生在中國，他會怎樣🗃？如果他還是像當初在美國時一樣從名牌大學輟學的話，恐怕未來的道路會比較艱難吧。換句話說👷🏻♀️，今天如果我們有更好的市場環境，能夠讓中國的“比爾·蓋茨們”充分發揮各自的天分，真正實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局面✳️，那麽教育的身份標簽或許也就沒有那麽重要了🧄🍙。
進一步發揮我們的想象力，如果除了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之外，我們的父母能夠通過其他投資渠道實現財富的保值增值，那麽子女讀書的壓力應該也不會那麽大了吧。這都是一連串的事情。而最終的指向，往往又是市場化改革。在當今的中國，這一點我相信怎麽說都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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