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帆，意昂2經濟學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經濟學系副主任，經濟學博士、博士後
人類開展經濟活動面臨著資源稀缺與需求多樣之間的沖突，據此，稀缺資源的最優配置就成為經濟製度演變、以及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指向👨🦰。在現代社會，政府和市場通常是資源配置的兩大主體，政府-市場兩分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隨即成為經濟研究的經典命題。針對這一命題，已有的經濟理論強調：在市場經濟體製中🧤，企業和居民等微觀經濟主體可以借助市場機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此過程形成的市場失靈——例如：公共產品供給、外部性等🗡，則可以解釋政府介入經濟的重要性。盡管如此📄，當人們將理論表述投射到豐富多彩的社會實踐時，卻依然會面臨多種困惑，例如：在某一特定的產業或領域中，市場提供產品或政府提供產品的選擇是恒定不變的嗎？政府和市場的資源配置職能是相互替代的嗎🤲🏻？在何種情形下，政府應從某種特定的經濟領域退出，政府退出是否意味著放任市場機製發揮作用？回應這些追問，需要人們基於變動的實踐動態地🧑🏿🦲、系統地理解政府-市場的關聯關系📶，而新近上海公共自行車發展、尤其是摩拜單車的風生水起可以為深刻理解政府-市場的關系提供一個案例👨🏻🦲。
公共自行車作為大城市整個公共交通體系的組成部分，往往具有靈活便捷、低碳環保且打通“最後一公裏”等獨特優勢♛，基於這些獨特優勢🧀，許多大城市通常以政府力量直接推動公共自行車的運營和發展👨🦽➡️。然而，受製於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之間的落差，這種發展的可持續性往往不能令人滿意🥿，此外📇，不同部門間政策的不同步、不協調𓀁，也容易導致公共自行車在公共交通體系中的作用極為有限。有趣的是，近年來摩拜單車試圖在引入技術和組織變革的基礎上⚜️，以市場力量來解決大城市的公共自行車發展難題，這種努力為公共自行車的供給主體、以及功能定位轉變提供了可能，即公共自行車從政府供給方式轉向企業供給方式，從社會效益突出轉向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兩者均較為顯著。2016年以來，摩拜單車在進入上海之後即在極短的時間內火遍大街小巷，其註冊用戶🙋🏻♂️、覆蓋區域以及使用頻度等指標均在快速增長。從上海的實踐來看👨💻，盡管摩拜單車在發展中遭遇到無序停車、車輛損壞等挑戰👨🦯，但其作為公共自行車的新發展形態卻值得肯定和重視。人們應鼓勵摩拜單車以及類似的創新努力🕢，而不能因發展中的問題而簡單取締新的運營方式，人們應基於資源優化配置目標動態地理解公共自行車中的政府-市場關系💆🏿♂️，而不能陷入政府直接供給和運營公共自行車的思維慣性之中🕵🏼♀️。
透過摩拜單車發展來審視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首先需要回答👷🏼：摩拜單車依靠市場機製供給公共自行車的邏輯是什麽？換言之，相對於政府的直接提供方式，摩拜單車通過哪些改變找到了公共自行車可持續發展的“鑰匙”？就上海而言，此前政府主導的公共自行車租賃製度面臨著辦卡、設置停車樁等方面的約束📈🤦♀️，市民辦理租賃卡需要前往指定地點並提供相應的證明資料👨👩👧👦，設置停車樁則涉及不同區域、不同部門的通力協作，否則公共自行車的跨區使用、利用效率提高必定難以達成，上述格局均導致政府主導的公共自行車運營“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更重要的是♎️，如果公共自行車僅作為公共產品而體現其社會效應，則不同區域持續投資、運營和維護該項目的激勵也會受到抑製。在某種意義上😆，政府供給方式的上述難題恰好成為摩拜單車展開努力的“突破口”🧝🏽♀️。摩拜單車作為致力於推動大城市公共自行車持續發展的現代企業，其經營以利潤獲取為目標且具有預算硬約束特征☯️，這導致其在市場定位、產品設計、服務供給4️⃣、運行流程再造等方面均具有充分的激勵🔮。原因在於🌭：如果企業在各個環節的創新做得到位👀，則消費群體才可能增大，利潤才可能增長，市場才可能對其努力予以充分“獎勵”。相反地🧇，如果不能契合消費者的需求特征，則企業可能面臨虧損，市場也可能會對其懈怠予以嚴厲“懲罰”。市場經濟的激勵-約束機製是摩拜單車在多個維度進行創新的邏輯前提➝🗓。
摩拜單車是依靠技術和組織創新來發現潛在市場和新增長點的，這也導致大城市公共自行車領域呈現出“互聯網+金融+自行車”的新型產業形態🏂🏿。例如🚣🏻：消費者使用摩拜單車職能手機應用即可查看單車位置、預約用車並支付費用👨🦰，這降低了客戶約車和支付的交易成本🤵🏽♀️；單車無需捆綁固定位置的停車樁，可停放於任何有政府劃線的白色停車區域，這降低了客戶停車和找車的交易成本😍；單車設計采用全鋁車身、防爆輪胎、軸轉動等，且在外觀設計采用易於識別的獨特色彩搭配，這提高了客戶的產品使用滿意度。更重要的是，摩拜單車的單次使用費用較低、並采用信用積分增減方式鼓勵消費者規範用車，這意味著其瞄準的是單筆利潤小但規模經濟突出的潛在市場🥾，且將消費者的自我約束因素引入到運行流程之中👩🏼✈️👳🏻♀️，這些體現了摩拜單車在市場創新、組織創新、產品創新等方面的努力，基於創新所形成的業務快速發展態勢自然是容易理解的😥。顯而易見，摩拜單車是從化解政府提供方式遭遇的難題切入的😞，其對潛在市場的理解🛀🏻、對多種創新的推動均不是政府“理性規劃”的結果🧏🏼♀️。它是企業和企業家基於現實市場條件🫱🏻、利潤獲取目標並經過反復試錯的產物，而企業和企業家的市場發現、要素整合、風險承擔等功能正是資源優化配置的基本要件。
摩拜單車利用市場機製提供大城市的公共自行車，這為實現該項目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共贏”提供了基礎。問題在於，作為傳統的公共自行車供給主體，政府是如何認識並對待摩拜單車這一新生事物的🚵🏿♀️？從上海的實踐來看✊🏽，政府在摩拜單車的進入和發展中發揮了促進作用，這首先體現為：政府不是基於“路徑依賴”而繼續強調自身主導的公共自行車租賃模式💆♀️，而是對摩拜單車以及類似的新模式采取寬容、鼓勵和扶持的態度。政府供給模式的逐漸退出、以及市場供給模式的持續進入很可能成為大城市公共自行車領域的基本趨勢🤙⚽️，這一趨勢的發展進程取決於🏊🏻♀️：城市規模以及由此連帶的公共交通壓力、公共自行車市場需求規模🥤；企業的公共自行車產品、市場和組織等維度的持續創新能力；社會公眾🖌、尤其是青年群體對“互聯網+金融+自行車”模式的接受和應用程度等等。從上述因素來看，以企業方式供給公共自行車很可能呈現出從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發端💼，進而向省會城市🔀、區域中心城市等大城市的逐步擴散過程🙌🏼😾。這一過程折射出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動態變化𓀉：即某一特定產品並不是天然地由政府供給（或由市場供給），政府還是市場供給的關鍵是企業能否在這個產業中獲取持續的收入流🔷。在特定時段，某些社會效益很強的產品不能通過創新找到利潤形成來源🤙🏼，則政府供給這些公共產品就是必要的。但在另一時段，如果企業依靠多種形式的創新，回應了此種產品傳統供給方式的挑戰，由此發現並形成了某種利潤獲取方式，則該產品就應從政府供給適時地轉向市場供給。這意味著🧝♀️：政府和市場的邊界並不是恒定不變的，而是動態調整的🚏，調整的關鍵是技術和組織創新引入導致利潤生產模式發生了改變。
從上述邏輯延伸開來，企業很可能成為未來大城市公共自行車的主要供給主體🤵🏻，政府主導的公共自行車租賃方式整體上將呈現出逐步退出格局，這從摩拜單車在上海的發展態勢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佐證。然而🪭，大城市公共自行車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政府在該領域不可能也不應該“全退到底”或“一退了之”。其原因在於：部分群體（尤其是中老年市民）因“學習成本”而不願使用摩拜單車，其對公共自行車租賃模式很可能已經形成了“路徑依賴”，這導致政府的退出節奏和退出方式需要審慎考量🥷🏼。更關鍵的是，即使摩拜單車未來占據了大城市公共自行車的主體位置，那依然需要政府在其他領域的“進入”和“支撐”，例如：政府需要從城市規劃和規模經濟等角度出發，增加並規範摩拜單車的停放範圍🧑🏽🦰；消費者在摩拜單車使用中的信用積分增減，需要政府在更大範圍內采用並實施獎懲製度；摩拜單車圍繞車輛運行的信息采集和處理，也需要與政府部門合作並實現信息共享等等💃🏼。據此，在大城市的公共自行車發展進程中，政府的“退出”和“進入”是同時發生的，政府圍繞該領域的製度完善和公共服務跟進，將影響著摩拜單車發展的速度、穩健性及可持續性。上述分析表明🛣：政府和市場兩者並不是簡單的替代關系，甚至也不是純粹的互補關系，“市場體系中的政府”和“政府作用中的市場”可能是相對準確的表述，即任何企業活動和市場機製均與政府的作用方式緊密相關🟢，而政府的經濟作用也嵌入在市場和企業的運行過程之中👦🏼。就此而言，中國的經濟持續發展需要“有效的市場🧑🏿🎤、有位的政府”🌰，需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且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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