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D CHINESE ECONOMY RESEARCH WORKSHOP
在意昂2成功舉辦
2020年1月11日上午🤵🏻♀️🧜🏽♂️，第二屆中國經濟研究研討會在意昂2開幕，會議為期4天😉，主題圍繞中國經濟的前沿熱點🕧，旨在為研究中國經濟的年輕學者提供培訓，促進該領域研究人員之間的密切互動。挪威奧斯陸大學KjetilStoresletten教授、賓夕法尼亞大學方漢明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宋錚教授👨🏼✈️🏖、多倫多大學朱曉冬教授、意昂2王城教授、王永欽教授等多名著名國內外專家學者參與討論♛。意昂2意昂2平台副院長寇宗來教授致辭，向與會學者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並為大家介紹意昂2平台概況👨🏿🎤。
第一位主講嘉賓是挪威奧斯陸大學（University of Oslo）經濟學系教授、歐洲經濟學會副會長Kjetil Storesletten🚋，Storesletten教授圍繞商業周期和創業企業問題進行了兩場講座👧🏼。
第一場講座的主題為“Business Cycles during Structural Change: Arthur Lewis Theory from a Neoclassical Perspective”（結構變遷中的商業周期👨🏻🎓：新古典主義視角下的阿瑟·劉易斯理論）🔊。Storesletten教授發現在美國呈高度正相關的GDP與就業率，在中國卻呈完全不相關。而進一步將中國就業分為非農業部門和農業部門後‼️，發現前者與GDP正相關🪆，但後者卻呈負相關👂🏻。在經濟繁榮時期👨❤️💋👨，農業就業率下降，但是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卻高於其他部門🎖⏸。為解釋這一現象，Storesletten教授及其合作者構建了一個統一的商業周期和結構變化理論模型✴️。該模型證明了商業周期的性質是隨著發展和結構變化而演變的🏂🏽，農業的衰落和現代化是同步進行的，隨著資本積累🦹🏿♀️，現代農業擠占傳統農業，使農業往資本密集方向發展，並且結構變化在經濟繁榮階段會加速✍🏼，在經濟衰退階段中減緩🪓👨🏽🦱。用中國數據對模型進行估計的結果表明，該模型能夠很好地解釋中國的結構轉型和經濟周期波動。
第二場講座的主題為🤶：“Se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中國連續創業企業家研究）。在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連續創業的企業家占企業家總數的20%左右⛲️，芬蘭甚至高達30%，然而現有研究僅關註創業理論和創業企業家，對連續創業企業家的相關研究極為匱乏。在此背景下，Storesletten教授及其合作者利用中國企業數據🪿👨🏿🦰，聚焦中國的連續創業問題，構造理論模型，分別從稟賦、創業者能力等方面解釋連續創業企業家和非連續創業企業家之間的差異，並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發現，隨著時間推移👩🏼🎓，連續創業變得越來越普遍，並且與非連續創業者相比，額外創立一個公司的連續創業者具有更高的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而與額外創立一個公司的連續創業者相比，連續創立兩個公司的創業者有更高的資本🧘🏼♂️，但卻具有更低的全要素生產率，因為額外創立的第一家公司有助於放松再次創立企業的信用約束🪰，從而降低第二家企業進入市場的生產力門檻👐。
1月12日眾多青年學者就中國經濟展開熱烈的討論🐟👩🦲。上海財經大學的唐榮勝報告了論文“On Price Distortion and Market Reform: Revisiting Dual Track System”。文章發現價格雙軌製作為中國經濟改革重要的製度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1978-1992年間的經濟增長。對於農產品生產者而言，只有在按照政府製定的價格下銷售給定數量的農產品後，剩余的部分才可以按照市場價格自由出售☢️。而前者通常再通過政府提供給城市的生產部門🚫💂🏿♂️。在提供了有關政府收購價格相對低廉以及農產品市場銷售占比逐年提高的典型事實後，作者通過建立城市-農村兩部門以及政府-市場雙定價模型🫅☕️，分別從資源錯配，分選和投入產出關聯的視角定量分析了價格雙軌製的效應🐉。由於城市部門的企業可以通過較低的價格購買農業中間品，低效率的企業因此可以在市場存活🐏。這一方面造成了工業生產的資源錯配，另一方面卻使得能力相對高的農民留在了農業生產部門，從而提高了農產品生產水平。
香港中文大學的倪勝奇報告了論文“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Allocative Distortions——The Land Quota System in China”。他指出在中國👱♀️，具備政治關聯的地方政府更容易從省級政府獲得建設用地指標🤵♂️👍🏿。自2006年開始，中央政府為保證糧食安全穩定開始嚴格地控製地方的建設用地，用地指標需自下而上申報，再經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審核批復後配置到各個城市🌔。在這種體製下🚵🏿♂️，具備政治關聯的地方政府便可以利用其政治優勢獲得更多的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從而提高當地的財政收入和經濟發展👱🏿♂️。文章首先定義了政治關聯✊🏽🛃：地方政府領導是由在位省級政府領導提拔上任的則被視為具備政治關聯🦹🏽🏊🏿♂️。隨後🧑🏻🌾，利用2006-2020的省級土地使用規劃文件和2007-2015的城市層面土地交易數據🧏🏽♂️，實證結果表明和省級政府具有政治關聯的城市平均可以多獲得10%的新增建設用地🔗，而這可以提高3%的土地拍賣收入以及0.03%的GDP增長率，該結果在控製了剩余建設用地指標後依然穩健👰♀️。進一步分析發現由政治關聯扭曲的土地分配製度會降低經濟發展效率🧑🏼💼。
紐約大學的尤煒報告了論文“The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Internal Migration Restric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𓀊。文章提到盡管發展中國家經歷了快速的城市化，但關於政府是否應該限製城市規模進一步擴張卻沒有統一的結論。雖然直覺上看限製移民會帶來扭曲🏊🏽♀️，但考慮到外部性後，適當的限製政策可能會提高福利水平。文章從中國的戶籍製度切入，通過建立空間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和反事實估計的方法⛵️🏄🏼♀️，在包含個人動態選址決策🤽🏿♀️、戶籍製度影響和集聚的正🦘、負外部性後，定量地分析了戶籍製度的福利效應🥛，同時回答了中國最優城市規模的問題。利用人口普查數據估計各城市移民限製程度後，反事實估計的結果表明移除人口流動限製使得2000-2010年間的GDP水平提高15%-30%。但大城市本地居民的福利水平會減少🍹，這是因為移民帶來的擁擠效應會使得本地居民享用的公共品資源下降🤾🏽♂️。因此，在地方層面來看，全面放開人口流動限製並不一定可以改善福利，重要的是要同時考慮擁擠效應對公共品的負面影響。
上海財經大學的王文雅報告了論文“Multi-Product Firms, Human Capital and Misallocation”🧑🏫。文章指出中國的多產品企業無論在數量還是規模上都遠低於美國的水平☁️，而這主要是由生產多產品和單產品企業間以及分別在兩組企業內的資源配置扭曲造成的。另外，因為人力資本強烈地影響多產品生產的拓展邊際和集約邊際😳，從而會放大資源錯配對多產品企業生產的扭曲效應🐱。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的主要產品信息和經濟普查數據🤾🏼♀️，作者首先對比了單產品企業和多產品企業在規模🌦、研發強度和人力資本水平的差異，而後在Melitz(2003)等文獻的基礎上構建了包含企業單產品-多產品生產決策的一般均衡模型。均衡條件下，企業生產行為取決於生產率是否超過所需的門檻，而當扭曲存在時，低效率企業則會利用補貼生產多產品。通過美國和中國的數據對模型參數進行校準後，定量分析的結果顯示扭曲會降低多產品企業的數量和規模。
華東師範大學姚羽欣老師報告題為“Sex Ratio and Timing of the First Marriage: Evidence from the One-and-A-Half-Children Policy in China”（性別比與初婚年齡：來自中國的一胎半生育政策）的論文👨🏼🔧。20世紀80年代中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增加了部分父母生育男孩的動機，導致這一時期出生的孩子性別失衡🔺，男嬰高於女嬰，從而使得21世紀後的婚姻市場出現男性供給過剩現象。姚老師通過2014年CFPS和2000年中國人口普查數據☕️🙍♀️，采用雙差分方法估計了性別比失衡對初婚年齡選擇的影響，發現在性別比高的地區，初婚年齡普遍較高🦹🏻♂️。結婚延遲的現象對男性和女性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對後者影響較小，這主要是因為在可供選擇的男性較多時🦸🏼♂️，女性會提高其對伴侶的收入期望。
德國曼海姆大學李蕾老師報告題為“Skill-biased Imports,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技能偏向性進口、人力資本積累與人才配置）的論文。在過去幾十年裏🏣，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技能溢價（即高技能人才需求）與高技能人才供給都呈現快速增長。李老師認為，資本品進口是解釋上述現象的重要機製，資本品進口會通過資本與技能互補關系增加高技能人才需求，提高技能溢價，而技能溢價則會進一步的促進人力資本積累，提高高技能人才份額😌🌤。研究發現：在2000年到2010年期間，人均資本進口品每增加100美元🔊，該地區的大學學歷勞動力份額提高1.5%🧺。不同地區資本進口品的差異可以解釋當地大學生的份額差異🚴🏽，並且資本進口品對年輕人的影響更為顯著。此外🧑🏿🏭，資本品進口可以促進當地勞動力接受大學教育、吸引更多的熟練勞動力👂🏽，以及降低人才流失來增加大學學歷勞動力比重。
北京大學江深哲老師報告題為“China's Housing Bubbl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中國房地產泡沫、基礎設施投資與經濟增長）的論文，探討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繁榮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江老師首先從中國不斷上漲的房價和基本保持穩定的房租數據的比較中引出中國房地產價格存在泡沫的事實，在考慮中國特殊的土地財政製度的前提下，探討了房地產市場泡沫對基礎設施投資和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發現，房產泡沫通過提升土地價格增加了固定資產投資，但卻“擠出”資本投資🧙🏼♂️💁🏽♂️；通過“反事實”政策模擬，提出房地產泡沫破裂和房產稅短期降低GDP增長👶🏼，但長期則提高GDP水平。
意昂2官网周晶老師報告題為“Spillovers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From the US to China”（美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的溢出效應）的論文📞。研究采用VAR方法，發現美國經濟政策不確定（EPU）對美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均具有同樣強烈的影響👨🏻🦽，對美國自身而言，EPU會導致其產出🚫😎、投資和進口下降，中國則亦出現產出下降現象，但投資卻反向增加。為解釋這一現象，周老師在新凱恩斯主義框架下🫄🏻，增加雙邊貿易和中國資本管製要素，構建了包含美國EPU沖擊的兩國DSGE模型，模型結果與經驗事實較為吻合🏃🏻♂️。
1月13日上午，第二位主講嘉賓來自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系方漢明教授圍繞中美勞動力市場收入比較和房地產市場產權價值問題進行了兩場講座👳♀️。
第一場講座的主題為“‘Golden Ages’: A Tale of Two Labor Markets”（“金色年華”：中美勞動力市場的故事）🎗。方漢明教授及其合作者發現💂🏽♂️，美國和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存在明顯差異✍🏿。其中中國勞動者的收入快速增長，橫截面上的收入曲線頂點（“金色年華”）從50歲提前至35歲，並且橫截面收入曲線和生命周期收入曲線不同；而美國勞動的收入增長緩慢☔️，“金色年華”穩定在45歲至50歲♚，橫截面和生命周期收入曲線相似。為了解釋這些現象✊，方漢明教授及其合作者基於Heckman, Lochner and Taber (1998)構造了一個三效應分解框架——經驗效應、出生世代效應和時間效應，分別反映生命周期人力資本積累、不同出生世代間人力資本差異以及人力資本價格隨時間的變化。根據這一框架的經驗分解，方教授發現，“金色年華”是生命周期人力資本積累與其他效應之間的競賽，而在中國後者贏得了勝利🙅🏼♂️。具體地，在中國⚉，人力資本的時間效應和出生世代效應非常強勁，意味著中國的年輕勞動者更容易獲得高工資，因此橫截面上的收入頂點提前。同時，這兩個效應在美國非常微弱🛥，因而美國的橫截面和生命周期收入曲線很接近。
第二場講座的主題為“Property Rights and Housing Markets”（產權和房地產市場）。科斯定理表明清晰界定產權將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受該定理啟發，方漢明教授及其合作者以中國深圳房地產市場共存的雙重產權為例檢驗了產權的價值。雙重產權是指完全財產權和有限財產權，在房地產市場中俗稱“大產權房”和“小產權房”👨🦳。從兩者在不確定性和潛在摩擦的區別出發，方漢明教授及其合作者估計了“小產權房”相對於“大產權房”的掛牌價格，進而考察投機活動在多大程度上推動了房價的快速上漲🧑🏼🔬。此外🈶🔢，他們還利用深圳規劃中不同地區拆遷優先級差異檢驗了政府在推動房價方面發揮的作用。研究發現表明，在中國住房市場中，住宅的價值很大一部分來自不同的產權。與產權保護缺失相關的不確定性導致市場上的投機活動大大增加👧🏼。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之一是由政府對房屋屬性進行明確界定。通過消除“小產權房”市場的不確定性和潛在摩擦，從而減少投機活動使整個市場受益。
1月14日上午，第三位主講嘉賓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宋錚教授與我們分享了他最近的研究——“Conglomerate Formation in China”。利用涵蓋了1700萬家中國全樣本工商註冊數據並通過企業網絡關聯的分析方法，研究發現“集團化”這種非正式製度可以有效地進行資源配置，進而緩解正式製度摩擦對私有企業的影響。在介紹了文章使用的數據和企業關聯的定義後，宋錚教授向我們展示了網絡關聯和企業規模分布之間的顯著關系：處於網絡中心的少數企業幾乎占據了總資本規模的一半😰🛞，而距離網絡中心越遠的企業規模也相對更小。接著，文章用一個簡單的模型刻畫了網絡關聯與資源配置的關系：私有企業可以通過直接或間接地與國有企業（政府部門）建立關聯的方式獲得資源，從而提高生產效率，政府部門也可以從中獲益。最後😶🌫️，宋錚教授認為經濟的集團化對於理解資源配置在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增長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月14日下午的主講嘉賓是多倫多大學朱曉冬教授👮🏼♂️，主題講座分為兩場🙌🏻。第一場講座的主題為“The Impact of Migration Policy on Growth, Structural Change,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移民政策對中國經濟增長、結構變化和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影響研究）🚭。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備受矚目，但學界對重大的結構變化和地區收入趨同關註不足；另一方面🥕，國內勞動力遷移成本顯著降低使得工人遷移變得十分普遍✭。因此🔃，朱老師及其合作者從勞動力遷移視角，考察其對經濟增長🙂、結構變化以及地區收入的貢獻和影響。論文利用2000年至2015年每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數據衡量移民成本，量化移民成本（包括貿易成本🫲🏿、資本成本和生產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結構變化以及跨省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研究發現，勞動力遷移成本降低是促使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向非農部門，以及地區收入不平衡下降的主要原因；2010年至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除了與全要素增長率放緩、資本積累作用增強有關之外，亦與省際移民成本降低有關。
第二場講座的主題為“Structural Change and Aggregate Employment Fluctuations in China”（中國的結構變化與就業總量波動）。朱老師及其合作者觀察到，美國的就業總量與GDP之間高度正相關，但中國兩者則幾乎不相關🙍🏻♀️。為解釋這一現象，他們構建了一個包含生產率沖擊和非同質偏好的簡單兩部門增長模型⚉🚵♂️，該模型可以分別從部門層面和總體層面，同時解釋兩個經濟體的長期結構變化和短期就業波動問題。研究發現，農業部門的規模不同是造成中美就業與產出相關性差異的主要原因，而農業戶口勞動力再分配的靈活性有助於解釋中國就業總量波動性低、農業和非農產業就業負相關大的特點👏。
最後🙅🏽♂️，多倫多大學朱曉冬教授做了總結🎏，他認為，本次會議為青年學者提供了一個交流學術和開展合作的平臺。為期4天的會議在熱烈的討論氛圍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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