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在自己的辦公室與來自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的著名經濟學家John Whalley 教授再次見面👨👩👧👦，我們的談話涉及兩個中心的合作🥭，也交換了對全球不平衡和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有意思的觀點。John Whalley 是加拿大皇家科意昂2院士🛫🙃，美國計量經濟學會會員，俄羅斯科意昂2外籍院士🟦👳。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員，歐洲經濟顧問組織CESifo全球經濟研究室主任，加拿大全球治理創新中心（CIGI）首席研究員。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主要開創者🍶，國際貿易、可計算一般經濟均衡、公共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等研究領域的資深教授，曾任The World Economy雜誌主編。
就在前不久，中國的年輕經濟學人曾經組織過一次關於中國經濟研究的大洋書面對話活動。活動的起因是 John Whalley 教授與在其數值模擬實驗室工作的中國學者的一次日常學術討論🦨，當一些國內學者看到這個談話的整理稿後🈚️🎈，建議將談話整理發表出來。Whalley 教授由於擔心自己對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理解不全面，他建議請幾位和他熟悉的中國著名學者參與到其中來。下面是John Whalley教授的發言內容以及我應邀寫下的簡短的評論。
John Whalley：近年來😪🏋️♂️，我一直比較關註中國經濟，多次到中國，和政府部門、重要的研究機構、大學的學者進行學術交流。我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學研究中有一個現象需要引起關註，許多青年學者試圖跟隨和仿效西方經濟學者的研究👴🏽。他們似乎認為，在其學術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事是在北美和歐洲的雜誌上發表論文，提高國際排名，以取得職業晉級。但是，這些北美和歐洲雜誌論文裏用到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的分析框架很多並不適用於研究中國問題，我的建議是根據中國的情況進行些調整和修正，比如在簡單的經典最優化模型的基礎上加入一些具有中國特質的東西，諸如集體身份認同感、全民所有的生產單位（國有企業）及其它🏄🏼♂️。中國的一些青年學者似乎忽視了中國國情，一味機械地模仿國際雜誌上論文的範式👍🏿。僅僅簡單地將新古典主義模型生搬硬套地運用於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可能會導致錯誤。我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思考適合中國經濟特色的獨特的經濟學。
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部門結構🛌🏽，這跟外國部門結構大不相同。另外的一個特點是身份認同，集體身份認同，而非個體身份認同👃🏻。我讀過一些西方學者寫的關於中國勞動力市場供給行為的論文，他們在論文中描述的效用函數是商品消費和休閑的函數👨🏻🍼，而沒有考慮到家庭。而在中國每個人是在為家庭工作👱，個人的決策考慮了家庭利益，所以我們在做研究時需要給出家庭的效用函數。西方文明強調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平等自由的價值觀👋🏻，每一個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東方的儒家文化強調群體價值💅，家庭是組成社會的個體單位𓀘，儒家認為個體始終處於個人🧑🏿、家庭⛹🏼♂️、社群的網絡之中。
如果僅僅將西方的模型應用到中國，將會得出非常有誤導性的結論👩🏻🦱。就我在中國的經歷而言🐺，我和不同年齡的中國一流學者有過深入的交流，當我和正居於決策層的一些資深中國經濟學家（如六十或六十歲以上）交流時，他們對此現象也憂心忡忡👈，一些青年學者試圖直接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的諸多問題🏃♀️➡️，他們對這些青年學者能否真正了解並解釋中國問題持謹慎的態度⚃。所以📱，我感覺在目前正居國家決策中樞的資深經濟學家和青年學者間可能存在很大的認知差異和知識結構上的代溝。青年學者希望未來幾十年間中國經濟學研究能更快速地向西方靠近。可是🦶🏻，這恰恰可能會成為中國經濟學中面臨的很大的問題🆔。
目前中國一部分青年學者認為鉆研模型技術比了解中國經濟更重要。據我了解🔇🚁，可能是因為在中國🏃➡️，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是專業晉升中最重要的事情， 而國際期刊通常沒有關註到中國經濟的特性。在政治科學中🏌🏻♀️，美國政治和加拿大政治是不同的課程，因為各國的政治製度是迥異的👩❤️👩。在經濟學中🎸，通常將馬達加斯和法國、美國按相同的研究方法來處理🧏。但是，應該在經濟學研究中考慮到不同國家的特點，在我看來，這一點對於中國經濟學研究來說尤為重要。
近三十年來，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技術來進行政策分析一直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在中國，一些青年學者對CGE模型存在誤解，認為文章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復雜的模型🦅。在某些人看來🕵️♀️，對文章評價的標準不是文章的思想性，而是模型中有多少個方程，以及方程結構的細致程度🍶☝🏻。此外🤸🏿♀️，對於數值模擬得出的結論的應用要審慎，這些結果是參考性的，而不是精準的👨🦼1️⃣，不能直接精確地用於政策決策，而僅僅是提供適當的方向性的指導。
對於上文中我提到的問題🦸🏻，我知道許多的中國青年學者也意識到了這點👌🏿，但有時不得不因為專業上的晉級等問題而身陷誤區。也有一些青年學者正在試圖改變這個情況。美國金融危機引發西方經濟學者對現代經濟學的反思🤌🏼，我想📬，這也是中國學者思考中國經濟學發展道路的好的契機，特別是對於中國的青年學者而言🧵🎃。
Jun Zhang：對於經濟學家，尤其是年輕的中國經濟學者而言💁🏻♂️👈🏿，研究經濟結構和體製均不斷轉型中的中國經濟問題是不容易的𓀇🧑⚖️。這個難度被 John Whalley教授的評論典型地指出了。當然，這並不是說大多數中國的經濟學家不這樣看問題。實際上，20多年來👒，我總是可以聽到比我年長的經濟學家發表這樣的看法🕵🏽♂️。
可是🧗🏿，作為年輕的經濟學者🌮，並不容易體會這種看法的真實性與合理性🤶🏻。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年輕學者總是更多地從他們閱讀的他人的論文中尋找研究的題目👷♂️，其結果往往是，我們可以在理論模型中修改或者變化一些東西，或者在中國的經驗素材上直接使用他人經驗實證的方法和技巧👩🏻🦯➡️🎭。這樣的做法之所以很普遍，主要是因為我們大多數研究論文的作者僅希望能用現有的理論解釋在中國觀察到的現象，並不追求“思想進步”🧙🏿♀️，也不怎麽進一步去關註自己的研究對政策選擇的意義和實用的價值，至少後者實際上在大多數研究者的工作中變成了可有可無的部分👻。
因此，模仿現有的範式和技巧不一定傷害論文的質量而又可以滿足現有經濟學期刊的基本要求。在中國，我們常常看到，年輕經濟學者的學術研究與公共政策研究者或者政策咨詢者之間的聯系是非常薄弱的，甚至在很多情況下沒有什麽關系。這反映出大多數年輕經濟學者對問題的關註並非來自於對政府政策的關註，而可能來自於他人的論文和現有的文獻。
我們自己👬🏻，包括像John Whalley這樣的海外的經濟學家☑️，總是希望中國的經濟學家能對經濟理論的發展有貢獻。這樣的想法自然是假設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轉型過程對經濟理論的發展有獨特的經驗價值。這個假設在當代經濟學家內部當然是有爭議的。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假設，而且我相信更多的經濟學家會接受這個假設，那麽觀察和研究中國經濟的方式就值得我們不斷去檢討💅🏼，我們需要尋找更多的發現理論的機會。對經濟學而言🏃，中國的貢獻肯定是來自我們能提出的（新的）思想和理論而不是來自對現有理論的直接應用。
當然🏄🏻👩👩👧👦，我們必須清醒的是👨，在中國的經濟學學術範式轉型期間🩼，John Whalley教授指出的那種情況並不一定十分糟糕📈🧑🏻🎄，也不會一成不變。狀況是在改善🍤😹。總的來說🧑🏿🏫，在中國，我們總是可以發現⛑，到了一定的年齡之後，年長的經濟學家總是比年輕的經濟學家能更好地體會中國的製度環境，能較好地觀察現實、對政策有更多的感悟🧙🏼♂️🥷🏼，也相對更能關註大的和更重要的問題🎅🏼。這說明經驗、閱歷和觀察中國的時間積累均可能在影響著對中國經濟研究的態度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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