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點 | 陳詩一👄：新常態下的環境問題與中國經濟轉型發展

摘要

 環境問題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從來都是息息相關的。可持續發展思想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能源危機和環境災害頻發基礎上發展起來的，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首次采納可持續發展概念👈🏼，並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中國同樣面臨著環境與發展的問題，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中國既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跡，如今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的環境汙染問題也日趨嚴重🧑‍🌾，2007年成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CO2）排放國家🧔🏋🏻‍♂️，2013年以來又成為全球霧霾濃度最高的國家👎🏽。如今中國經濟增長與環境問題都遇到了天花板，從2012年開始中國GDP增長率已經跌破8%，而接二連三的環境災害事件也在倒逼中國降低二氧化碳和大氣汙染在內的環境汙染排放。自從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首次提出新常態概念以來🔟，學界更多地從經濟視角來解讀目前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及其背後新的驅動因素，論述中國環境問題新常態的文獻還比較少♣️，特別對目前中國環境與增長問題恰好疊加在一起的新常態論述更少。對於環境與增長這樣一個在上個世紀70年度已經產生的舊問題來說，它的新常態是什麽？尤其對於經濟體量巨大，環境問題嚴重，而且仍舊處於可觀增長中的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而言🧑🏻‍🦼‍➡️。本文嘗試論述中國目前環境與經濟問題的新舊常態之特征；同時通過實證研究來分析和預測不同的環境政策對經濟增長可能帶來的不同影響；在此基礎上厘清政策誤區，提出新常態下助推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發展的合理環境政策♠︎。

一👩🏿‍🦳、環境問題與增長極限：新舊常態之不同特征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能源資源使用空間和生態環境承載空間相對較大，可以通過能源和資源的粗放式投入來拉動經濟增長，並容忍環境汙染的不斷加劇。但這種要素驅動的增長方式不可避免要碰到要素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紅線”，註定不可持續。特別是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以來，隨著土地快速城鎮化🫨、再次重化工業化和經濟的急劇擴張，能源和資源消耗巨大，大氣、水資源和土壤覆被汙染觸目驚心🫶🏿。首先看圖1所示的中國經濟增長圖⚁。中國經濟在80年代初的GDP總量不足0.5萬億元人民幣，2010年已達到近41萬億元人民幣，超過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規模為1980年的89倍。然而，三十多年來兩位數的高增長目前已不可為繼🧗‍♀️，如圖所示，2012年中國的GDP增長率首次跌破8%🏏，2013年7.7%🛄🙋🏻‍♀️，2014年7.3%，2015年全年GDP增速估計只有7.0%🏐，將創90年以來的最低增速。增速下行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能源資源等要素驅動力的減弱以及環境汙染空間的消失顯然是十分重要的動因🧑‍🎨。

      再看中國目前環境汙染的嚴重程度🧍‍♀️。環境汙染包括大氣環境、水環境和土壤環境汙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兩個方面📁。以大氣環境汙染為例➙，自從2013年1月我國中東部地區出現連續高濃度大氣霾汙染以來🏟，霧霾汙染問題一直困擾京津冀🧑🏻‍💻、長三角等地區，揮之不去。根據環保部公布數據🫅🏻，2014年京津冀13個地級或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平均達標天數只有156天👌🏻，長三角25個地級或以上城市有24個的PM2.5濃度超標。2015年11月，東北三省多城市更是出現長達半個多月的嚴重霧霾👃，沈陽市PM2.5濃度一度達到1155微克/立方米，局部地區突破1400微克/立方米。而北京市的PM2.5濃度在2015年11月底也達到1000微克/立方米，進入12月以來，不到半月時間已經兩次啟動霧霾紅色預警。上海市2015年12月也兩次發布空氣重汙染黃色預警🚴‍♂️，AQI一度高達268。我們的霧霾本源核算研究顯示🍇，京津冀和長三角PM2.5排放增長中，工業部門的耗煤貢獻分別高達33.8%和36.6%👩🏼‍🔧，為第一大排放源，緊隨其後的才是生活耗煤、汽車尾氣和建築揚塵等。京津冀地區霧霾比較嚴重的兩個城市邯鄲市和唐山市，2013年PM2.5年均濃度高達139和115微克/立方米，這兩個城市的重工業比重都高達76%和72%，充分顯示出大氣霾汙染與經濟結構之間的緊密關聯。

      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樣增長迅猛。如圖2所示，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在1980年只有14億噸，2003年以來伴隨著再次重化工業化急劇飆升，2007年已高達70億噸，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排放國😏，目前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已占全球排放的四分之一，是美國的近兩倍。中國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雖然一直在下降，但其絕對數值仍然遠高於美國和歐盟，顯示出中國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經濟增長特征（陳詩一🧜🏻，2009）。已有研究顯示，二氧化碳排放增長的主要貢獻者也是以煤炭驅動的重化工業部門✯。而習近平主席在巴黎氣候峰會宣布的中國將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預示著2030年將成為中國重化工業化階段結束和經濟發展方式成功轉型的最後時間點🅱️。中國人均GDP已於2010年達到6000美元左右，已經邁入上中等收入階段🏃‍♂️，隨著收入水平越來越高，人民群眾對環境質量的需求必然越來越高，近年來頻發的環境群體事件也表明，環境汙染問題處理不當，極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新因素。可以說，中國以環境汙染高排放為代價換取經濟粗放式高增長的“雙高”舊常態已經到了崩潰邊緣，必須代之以經濟從高增長降低到中高速增長以換取環境汙染排放增速同時降低的“雙降”新常態，當然，排放和經濟的總量還會在一定時間內繼續增加，在短時間內增量還將十分客觀，這個環境與發展問題的新常態將一直持續到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和中國環境汙染排放總體上達到峰值的時候🂠，此後，中國經濟增長與環境汙染將脫鉤👋🏿，環境與發展問題將得到根本解決.

二、環境治理一定會導致經濟減速嗎？

環境汙染排放增速降低與經濟中高速增長的保持是新常態的必然要求，但卻不是自發實現的🤵🏿，必須通過執行嚴格的環境政策和切實的經濟轉型來實現。而節能減排又不可避免會消耗本來用於產出的有限資源↖️🕋，對經濟增長和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因此，很多人將經濟增長減速歸咎於環境治理或認為環境保護會影響經濟增長🦩。事實上，學術界對環境規製的經濟影響也存在兩種完全相反的觀點🖲♋️：Porter假說認為高能耗高排放被看作是某種形式資源無效使用的信號，而環境治理就是要盡可能去幫助廠商識別和去除這種生產無效性。因此🌶，環境治理能夠帶來環境質量和產出（和生產率）同時提高的雙贏機會📵；而另一些研究者對此則提出批評🧑🏻‍🍳🤵🏽，他們認為這是對有效市場假說的新古典主義理論的基本挑戰，他們反問，為什麽企業自己不能夠看到這種雙贏機會呢？如果存在這樣的雙贏機會，就不需要由政府額外對企業施加節能減排成本。為了驗證環境規製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設計了如圖3所示的不同的環境汙染減排路徑📱，我們相信，未來不同的減排路徑方案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同的。

      具體而言，我們設計了9種二氧化碳減排路徑以評估不同路徑下的減排規製對2011-2050年中國工業分行業潛在產出和生產率的不同影響，並尋找能夠達到中國工業雙贏發展的最優減排路徑👮🏼‍♂️。其中，前三種減排路徑屬於相對減排。2009年12月，溫家寶總理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提出🧘🏽‍♀️，到2020年中國相對於2005年降低二氧化碳強度40%-45%🧔🏽‍♂️。為此🙎‍♀️，我們設定了與此相匹配的三種二氧化碳強度減排路徑，即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每年平均降低3%、4%和5%。後面六種減排路徑屬於絕對減排，其中前四種又屬於漸進式絕對減排，按照執行力度由輕到重的順序分別為：路徑4指工業各行業二氧化碳排放由2011年的各自增長率線性均勻降低到2050年的零增長率🙅🏿，即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於2050年達到峰值🤾🏽；路徑5指工業各行業排放由2011年各自增長率逐年降低到2040年的零增長率𓀑，即2040年達到峰值，此後逐年降低到2050年減排率-1%的目標；路徑6指工業各行業排放由2011年各自增長率逐年降低到2030年的零增長率，這與巴黎氣候峰會習近平主席提到的中國二氧化碳排放於2030年達到峰值的時間點一致，此後再逐年降低到2050年減排率-1%的目標；路徑7指工業各行業排放由2011年各自增長率逐年降低到2020年的零增長率，然後再逐年降低到2050年減排率-1%的目標。最後兩種路徑則屬於強製性總量減排，即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每年必須在上年的基礎上分別減排-1%和-5%💜🙎。以上9種路徑的二氧化碳減排方案的設計遵循循序漸進💻、由易到難的原則，以體現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的國情🥄。

實證分析表明，相對減排和絕對減排相比，三種相對減排所導致的潛在產出損失小於四種漸進式絕對減排；而四種漸進式絕對減排所導致的平均潛在產出損失又小於後兩種強製型絕對減排；在漸進式絕對減排中🌹，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的第6種減排路徑又為最優，即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最小❤️。既然中國政府在巴黎氣候峰會上確立了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絕對減排的原則🕵️‍♂️，我們選擇2030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這個最優減排路徑（即第6條減排路徑）來進一步預測其對工業分行業和全行業產出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具體影響（Chen and Härdle, 2014）。預測結果表明，從工業分行業角度看，除了黑金采選🥷🏿、紡織服裝、皮革毛羽、文教體育、塑料製品和燃氣煤氣外，其它各個行業在2050年前某個時點後都出現了潛在產出損失小於潛在產出增長的前景，這就說明，對於大多數工業行業來說，節能減排行為在未來都會導致潛在產出收益大於潛在產出損失的雙贏發展機會🧑‍🧑‍🧒🌥；即使對於上述黑金采選等5個例外的工業行業來說🖖，潛在損失也是保持下降趨勢，在2050年後某個時點也基本上會低於潛在收益🤚🏿，因此，雙贏發展也是完全可以預期。

三🤦🏻‍♀️、新常態下的環境政策與中國經濟轉型

既然排放的減緩以及經濟中高速增長的保持不可能不勞而獲，而節能減排從根本上對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又是有益的，因此，政府需要堅決執行合理的環境治理政策以促進環境保護與經濟轉型的雙贏發展😵。下面簡要分析一下優先選擇的政策選項及其可能出現的政策誤區。

1🙆🏿、要素驅動還是創新驅動？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階段按驅動力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要素驅動階段、效率驅動階段和技術進步驅動階段。後兩個階段又合稱為創新驅動階段，其中，效率驅動階段也稱為趕超階段，而技術進步階段則發生實實在在的科技創新和技術水平躍升🧙🏽。自從索羅的開創性工作以來🈁𓀖，全要素生產率（TFP）已經被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引入新古典增長理論框架用來度量效率提高和技術進步即經濟增長中的質量成分👩🏼，並進行增長核算分析🦯，在這裏💮，全要素生產率顯然被看作投入要素之外驅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即創新引擎，投入要素和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此消彼長變化更是判斷經濟是否轉型的主要依據📗🧑‍🦱。然而，文獻中對生產率的度量絕大部分是基於傳統的資本和勞動要素，沒有考慮到能源和環境因素。因此，正確評估能源約束和環境汙染對經濟發展可持續性的影響就顯得十分必要。我們基於1980-2010年的工業分行業數據，估算了不考慮能源和環境因素的傳統TFP和考慮了能源約束和環境汙染負外部性的綠色TFP（Chen and Golley, 2014）🤹🏽‍♂️。表1結果顯示，如果不考慮能源和環境因素，TFP估算的結果比較樂觀，即從1996年開始，TFP對工業增長的貢獻度已經超過了50%🙌🏽，預示著中國的工業經濟已經實現了轉型發展；然而，如果考慮能源約束和環境汙染，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沒有那麽樂觀🥧，遠低於50%，說明要達到創新驅動的可持續發展階段還任重道遠👳🏼，在相當時間內，經濟增長仍然體現為投資和能源驅動的粗放式模式🌹。因此🪆👱🏻‍♀️，未來應充分發揮市場作用不斷提升企業效率和科技創新能力♊️，逐步加大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比如，改革能源要素市場，形成市場配置資源的機製；如林伯強所強調的🧎🏻‍♀️‍➡️，優化能源結構📋，提升能源效率；通過多種渠道對節能技術🥉、汙染減排技術👁‍🗨、低碳技術🧊、潔凈煤技術等進行研發投資；建立技術創新市場，改變政府主導創新的模式變成企業、研究機構和高校為積極參與主體的新創新創業模式🧑🫨；開發新技術對傳統重化工業行業進行改造🎾🎴，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加快推進以低碳化和智能化創新為特征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2🚴🏻‍♀️、生活減排還是生產減排➾？

改革開放30年間，只占GDP 40.1%的工業卻消耗了全國67.9%的能源，排放出全國二氧化碳的83.1%👰🏻‍♀️。這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同，這些國家家庭部門對環境的破壞並不低於工業部門，而我國環境破壞的來源主要來自工業部門。陳詩一等（2010）的分析揭示💏，中國全國層面和上海市二氧化碳排放的產業構成有很大不同👩🏽‍🎓🚶🏻‍♂️：首先，雖然工業都是頭號排放源👨🏼‍🦳，且1995年時上海市工業碳排放占總排放的比例與全國結構水平相同，都在69%左右，但是其後全國工業碳排放比例基本維持不變🚻，上海市工業發展卻開始萎縮👩🏻‍🦼‍➡️，導致工業碳排放比例持續下降，2007年時已經不足50%🫲；其次🙂‍↔️，上海市第三產業中的交通運輸業碳排放占比一直比全國高（平均分別占26%和10%），而且上升也更快，從1995年的15%一路上升到2007年的36%，部分體現出上海以航運中心為代表發展現代服務業的方向；最後，上海市的居民生活碳排放比例小於全國（平均值分別為9%和14%），而且占比都呈下降趨勢。這些都說明了以工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為代表的生產減排才是中國減排的主要對象，盡管各個城市📕、各個地區生產減排的目標對象也許不同。發達國家通常城市的人均排放小於全國的人均排放水平，而中國恰恰相反，城市人均排放遠高於全國人均排放水平，這也是由於中國很多城市的工業產值占比還超過50%，而在發達國家工業一般已經轉移出城市，工業排放的比例已經很小🚵🏿‍♂️，主要剩下了交通和建築為代表的生活碳排放。因此🧓，我國的環境汙染排放仍然應以生產減排為主，生活減排為輔🌒，當然，不同城市和不同地區應該根據各自的環境排放產業構成因地製宜製定合適的減排政策🌌。

3、GDP考核指標還是環境GDP指標？

唯GDP的考核指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我國的粗放式增長及其高昂的環境汙染代價🗣🙋🏼‍♀️，這種地區競爭錦標賽製度驅使官員為了晉升而進行GDP競爭，因為GDP的增長成為了度量他們政績的重要指標🧑‍🦯‍➡️👎🏼，他們竭盡所能推動投資🦸，不惜代價招商引資🍧，而很多時候則忽視了環境保護，往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因此📧🤙🏻，改革目前唯GDP論的政績考核方法也許將是環境治理的較好政策選項。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也明確提出:“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產能過剩💒🛑、科技創新、安全生產、新增債務等指標的權重”🦾。比如🎓，可以在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指標中再加上收入分配、環境治理🚣🏼‍♀️、安全生產等指標，構成多目標評價指標體系⛽️。環保部較早已經展開了綠色GDP的核算，試圖以此作為GDP的替代指標。我們的研究給出的政策建議是：1）不建議以多目標代替單一目標👣，因為多目標之間存在的內在矛盾會導致適得其反的結果，最後得到的可能不是全局最優結果，而很可能只是局部次優結果，甚至變成糟糕的逐底競爭；2）實際上也不宜以綠色GDP指標來代替GDP指標🙆，一方面綠色GDP的度量還是復雜的，需要地方政府提供較多的指標和數據🤙🏿，使得核算變得難以獨立進行，另一方面🧑🏿‍🏭，國際上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綠色GDP核算標準，也沒有國家采取這樣的綠色GDP指標，使得國際可比成為問題；3）建議執行環境保護一票否決的GDP指標🌖🦹🏼‍♀️，因為GDP依然是衡量市場總體活動的較好指標☎，節能減排所引致的GDP變化自然會包含其中，而對極端環境事件的規避必然將對地方官員在追求GDP增長時帶來硬性的環境約束。

4、行政規製還是市場機製？

環境規製不僅有助於促進技術進步，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我國傳統的環境規製政策通常是行政命令式的，由於較少考慮汙染部門情況差異而施加一刀切的減排義務🏉，因此在經濟上往往無效，它實際上增加了政策執行成本甚至造成對環境政策的抵製🚶‍➡️。由於汙染行業缺乏在規定的減排標準之外進一步減排的激勵🤾‍♀️，因而它在環境上也是無效率的♙。因此👨🏽‍💻🤟🏻，長期以來經濟學家一直堅持環境政策的設計必須更緊密地依賴市場機製👮🏻，這樣才可以把汙染的環境成本清楚地引入經濟分析中，對汙染單位施加持續不斷的價格壓力以促其節能減排。這種基於市場機製和經濟激勵的環境政策主要以環境稅和汙染排放權交易為代表😣，它們分別以庇古稅和科斯定理作為其政策的理論基礎。陳詩一（2011）研究了中國工業分行業二氧化碳的邊際減排成本（或稱二氧化碳影子價格）並對中國碳稅征收的方案設計提出了如下建議：1）為應對新氣候公約和規避發達國家碳關稅，中國碳稅征收具有現實緊迫性。2）征收對象為直接向大氣中排放二氧化碳的工業單位↪️，計稅依據為各單位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由於各種化石能源和電力等二次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數固定，因此計算簡潔便於稅務人員操作，而且這種碳稅征收方式相對於對化石燃料產品按其含碳量征稅更能夠促進工業企業努力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或大力發展節能減排新技術☠️📏。3）碳稅征收的稅率大小可以以所度量二氧化碳排放影子價格而預測的碳稅大小為依據💁🏽‍♂️，其合理性在於它能導致一個漸進式的二氧化碳減排過程，符合中國發展優先的國情。這是基於隨邊際減排成本變化合理調整碳稅的原則，實行的是隨時間而遞增和因行業而不同的差別稅率。相對於環境稅🗄，排汙權交易在總量的絕對減排上更為有效。在2015年中美兩國再度發表的《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中國承諾到2017年啟動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這對於中國未來在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場中提高定價權和話語權至關重要🫲🏼。執行基於市場機製的環境政策收效將是根本的和長期的👃，雖然在短期內⛳️，行政命令式的環境規製也有效果，比如APEC藍🎊、閱兵藍等🦻🏿。十三五規劃將會提出新的明確的節能減排約束性指標，這些約束性指標固然可以通過拉閘限電、停工限產在短期內體現效果，但是從長期來看還是需要執行基於市場價格機製的環境規製政策。

四、結語

環境治理與轉型發展是未來十至十五年中國的經濟社會主要話題，把握新常態下環境與發展問題的新特征對於執行合理的環境規製政策助推中國經濟成功轉型至關重要💡。仍然認為中國可以通過犧牲環境來發展高能耗高排放產業進而發展經濟的觀點要不得，也不現實，中國已經沒有了這樣的環境承載空間，中國也沒有這樣的國際輿論進退空間，因為中國已經承諾在2030年達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那些認為中國可以無視能源和環境汙染問題就能夠實現經濟轉型的論調也是天真的，節能減排並不只是總量的減少🗝🤲🏻，而更應該體現為效率提高和技術進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然是以效率和技術進步來驅動的，用經濟學術語來表示🛶，就是以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來驅動的。新常態下的中高速增長必將由包括能源效率提高和減排技術進步在內的創新來驅動🏐。實證分析告訴我們🙆🏻‍♂️，環境汙染減排並不必然意味著經濟減速🩳♠️，但是在短期內確實存在著轉型陣痛🥛，沒有這樣的陣痛🧙‍♂️，沒有經濟轉型的艱難🏮，又怎麽可能達到長期的可持續增長呢？所以，需要有勇氣有辦法去迎接節能減排和環境治理的挑戰，當然不是簡單的關停轉並，不只是拉閘限電，而應該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實現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用未來產業去替代夕陽產業👩‍🦽‍➡️🍻，通過市場機製讓企業成為自願減排的主體，這樣才能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的雙贏發展。

      中國正在迅速成為全球第一經濟體和區域經濟強國🚴🏿，中國的經濟活動不可避免要走出國界與世界各國建立更為緊密的經濟關系，因此🧗‍♀️，上述所討論的諸多環境政策不僅僅是國內政策，也是國際政策，中國理應同時成為全球環保典範和強國。中國正在積極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我認為，環保思想應融入每一個內容的具體執行之中。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不能再走自身先汙染後治理的老路👨‍🔧，不應該簡單理解成輸出過剩產能和轉移落後產業，而應借鑒正在談判中的新一輪貿易和投資規則，製定較高的環境標準，同時借助經濟全球化和自貿區談判來進一步倒逼國內的經濟改革和轉型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