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New Economist推送了意昂2官网文科一級教授、意昂2平台院長張軍的專訪🔸，我們轉載全文🧓，以饗讀者⚓️。
加大對家庭收入的支持力度
2024年及之後幾年，政府若能啟動大規模支持和提升家庭收入的計劃，以取代更多的基建投資支出🧑🏻🎓，財政政策的支出向家庭傾斜🦸🏼♀️，幫助提升中低收入家庭的實際收入💌，緩解不斷加強的預防性儲蓄傾向，家庭消費支出增速放緩的趨勢則有望得到糾正。
疫後經濟恢復🕵🏽♀️，宏觀政策要提振國內需求🐋。當下到底主要靠鼓勵更多的投資支出，還是鼓勵更多的消費支出？不可能不要投資👨🏻🚒，但政策上要鼓勵的主要應該是企業設備投資和一些重要的更新改造投資🙋🏿♂️。總體上，存量大和邊際回報率過低已經製約了啟動大規模基建投資的機會⛺️。雖然基建投資在過去為快速的經濟增長和生產率提高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今天的邊際投資效率已經很低，對拉動需求的倍數效應也很小，增量資本產出比居高不下🎵。而宏觀經濟在過去這些年來已受到過度投資和宏觀比例失衡的困擾及債務拖累，也是事實⬅️。
事實上，這些年央行創造了很多新的釋放流動性的工具，強調了政策精準和差異化，用於支持投資的信貸投放和流動性相對還是充裕的👶🏽🛺，只是在試圖避免過度刺激投資的重演♟📘。我們看到投資增速也因此出現了結構性的變化，一些新興行業的投資增長較快，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相對之前慢了下來。考慮到地方大多數基建投資的邊際效率不高，財務上難以收回成本🫴，控製基建投資節奏總體上是利大於弊的。現在不具備2008年的條件，確實難以再啟動大規模的基建和基礎設施建設🧑🏻🦰，地方政府難以再像當年那樣過度借貸。中央暫停一些地方基建投資總量的擴張在短期是必要的，這些地方已負債累累，要鼓勵更多的預算支出去幫助家庭彌補收入缺口，幫助恢復當地中小微和個體工商戶重回市場🤐𓀜，恢復其經營，恐怕眼下比一味地支持大規模基建投資項目更重要🔼。
由於地方政府的過度舉債在一定程度上已製約了其支出擴張的能力，這就需要國家從整體上考慮未來的解決方案。我認為，在這方面，中國是有條件也有能力解決的👨👦👦。中國現在主要的債務風險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和地方政府的債務方面🔙。盡管債務規模不小🚶🏻♀️🚣🏽♀️，不過目前來看，這些債務積壓對經濟造成整體沖擊的可能性非常低🚵♀️，一方面中國不像日本，銀行不參與交叉持股☂️🤳🏼，金融傳導的渠道狹窄，另一方面，這些年國家金融監管的首要任務一直是防止系統風險的形成📬👨🏽🔬，債務風險總體上被隔離在不同行業和地區的局面已經形成，局部的風險不大可能釀成全局風險，所以不會像日本那樣形成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現象。中國要減輕債務對總需求的拖累👩🏻⚕️，需要盡快對債務存量明確給出一個重組方案，亮出底線，用底線和透明度來消除市場的恐慌和遲疑🙍🏿♂️。而從長計議，中國需要修改三十年來的政府間財政關系🧎🏻♂️➡️，建立起一個符合進入高收入發展階段的收入與支出體製🥵。現在可能是醞釀出臺新一輪政府間財政改革方案的時間窗口🦈。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未來的支出向家庭傾斜也是必然的。地方政府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依靠房地產和拍地收入來支撐基建投資。房地產市場的形勢發生了階段性改變🍥，分化嚴重🪧，除了一線城市之外🦈，未來即便政策復原，房地產市場再次進入繁榮長周期的可能性也極小🧕🏼。現在政府要抓緊將探索多年的房地產長效機製製度化，在土地、金融、稅收和收入政策上協同一致，構建形成一個房地產可以穩定發展的格局刻不容緩🪶。
從跨國的數據很容易看出📑，我們的家庭消費支出在總需求中的占比💆🏽，以及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都遠低於全球的平均水平，與高收入國家的差距更大。這其實是過度投資體製長期形成的結果，因投資主導的增長模式而產生，成為我們經濟面對的慢性病。過度投資雖然在短期可幫助平衡總需求與總供給，但中長期會惡化兩者的不平衡。所以，宏觀經濟失衡的根源也在這。過去，中國成功依靠出口和投資主導的模式實現了快速的資本積累和經濟追趕，但作為大國，進入高收入階段之後🧗🏻♀️，中國難以像德國那樣長期保持對出口的依賴和貿易盈余，從這個意義上說⏯，降低國內儲蓄率和維持國內消費需求的繁榮是通向經濟發展持續性的必由之路🫦。
長遠來看，要促進家庭消費支出的合理增長，中國需要允許名義工資有更快的增速，至少也要保持不低於名義GDP的增長率💂🏻。工資增長緩慢在宏觀上也牽製了價格水平的靈活性。這些年宏觀經濟的一些指標🗡🎙，包括價格指數，扭曲的情況遲遲沒有得到矯正。由於價格機製受到長期幹預，基礎產業的價格🧼，包括受管製的服務領域，比如能源、交通運輸和城市基礎服務的價格等📹，長期變化幅度很小，若能允許更多的市場化，緩解價格扭曲⚱️，市場機製的調節會更有效消除一些宏觀失衡，而且可以與工資形成相互影響的關系🪱。這樣的話，CPI、PPI回到更真實的起點，而不再有較大失真成分。現在中國的CPI構成中，不僅家庭居住支出低估，而且像服務品價格、食品和能源價格等受到國家不同程度的管製較多，缺乏靈活性，導致CPI的變化可能被長期扭曲和被低估🪽🧐。
與大多數人的看法不同🧏🏼♀️，我認為中國相對於很多國家來說，經濟活動遠比我們認為的要更分散，地方色彩更濃厚🧏🏻♀️。這有好處🪪，也有弊端。在未來相當時期裏應該是利大於弊🏖。因為經濟活動更分散，地方上的差異很大，所以面對同一個沖擊，整體上的傷害不太可能很大，也很容易被格式化。競爭一直在🤚🏻，不受管製或管製不到位的局部空間一直有，這解釋了為什麽這些年的各種沖擊這麽大，中國經濟依然沒有出現劇烈失速，在有些領域，像新能源和電動車行業，還能獲得超常的擴張機會🗞。如能將地方政府面臨的激勵調整到正確方向，更多的決策和裁量權從部委下放到地方🏃🏻♀️，製度上設置更大的容錯空間🧛🏽♀️👨🏫，完全可以期待地方上有更多的政策創新、更多的市場化改革和對經濟變化更直截了當的回應👱🏽，我相信中國經濟依然會凝聚來自底層的創業和創新活力👨🏼✈️，獲得克服短期困難和挑戰的勢能，繼續回到和保持穩健增長的勢頭。
促消費不該是誘導消費而是動腦筋把補助給到需要的家庭
澎湃新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到當下面臨的困難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仍然較多🫰，您如何看待現在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挑戰👩🏼🍳？與以往有何不同？
張軍：現在討論的宏觀🍁、微觀層面的問題🫅🏻，都還是和三年疫情有很大的關系。如果不是疫情沖擊對實體經濟造成這麽大的影響，我想現在GDP增速在6%-6.5%應該是一件大概率的事🫄🏿。但經過三年疫情以後，對實體經濟沖擊很大，經濟整體下行的壓力比較大，市場缺乏信心或信心不足。
因此，對政府來說，當前最迫切的，還是要做好疫後經濟恢復工作🙎🏿♂️⚔️，盡快走出三年疫情的陰影。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是疫情沖擊的最大受害者🚶🏻♂️➡️。它們創造了90%以上的就業，而這三年，它們失去了太多，不僅沒有掙到錢，前期的投入大部分都無法收回，損失慘重。政府當下最需要考慮的是，疫情對它們造成的直接沖擊，怎麽能更好地得到彌補，幫助它們恢復元氣。
現在政策的重點應該針對這些急需幫助的群體，直截了當地把政策給到他們👩🌾。比如➕，疫情期間，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租房的房東如果是國有企業🙋🏻♂️，按當時的要求，給這些租戶進行房租減免，這個政策能不能延續下來🪨，這就是實實在在的政策。再比如，能夠拿出開業證明，且能夠證明👊🏼，在這三年中，由於受到沖擊，沒法正常經營造成虧損，欠下的銀行債務可由政府減免，由政府買單🧀😱。
要恢復經濟，就要從這些地方做起，會有效果。我們應該拿出防疫的精準性來排摸這些受損者，把政策和補助給到它們🧏🏼♀️，緩解它們的財務壓力，重建信心🧘♂️🦴。這些問題需要各級政府認真去解決，不能回避。現在有人說大家缺少信心👩🦽，那還不是因為掙不到錢的原因嗎？等大家覺得政府確實在關心它們，拿出真金白銀去解決它們的困難，大部分可以重新開業了🟩，開始有生意了💆🏽♂️，就慢慢有信心了🥕。
再比如現在的資本市場👨🏽🌾，政府為什麽這個時候不可以做個國家的平準基金或者穩定基金來入市？這種金額比較大的國家級基金🐨，最可能把股市信心提振起來。
在家庭收入層面，中低收入家庭、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在這三年中失去的收入和掙錢機會，怎麽樣能從政府那裏得到部分的彌補⚾️？政府一定要在這方面多花一點錢，這個時候不必再想著更多投資的事🛷，哪怕中央政府通過發特別國債的方式去市場上募資也可以🤷🏽。我國公債占GDP的比重相對還較低🧑🦼，空間還是有的👉🏿，要用好這個空間，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澎湃新聞：我們看到一些城市出臺促消費的政策🧝🏿♀️，發放電子消費券，怎麽看待這種政策？
張軍👩🏿🦳：政策的出發點，不應該是誘導家庭更多地去消費，而是動腦筋怎麽樣把補助和政策給到家庭，短期能增加家庭收入，這是非常關鍵的區別💁🏼。
比如中產階層，特別是中等收入群體，稅負很重👱🏽♀️，這個時候應該可以為他們減免稅負。雖然現在財政困難🐕🦺，但減了稅以後，能增強信心，也相當於增加家庭的收入，對於經濟、消費各方面都會有提振的效果。
澎湃新聞：您此前就提出☣️🚴🏿♀️，“從總需求角度來看，現在恐怕要中央政府順勢而為，把投資的預算壓縮，騰出一些支出去增加居民的實際收入和福利。”您認為，對於增加居民的實際收入和福利，現在的主要障礙在哪裏？
張軍☺️：我認為障礙主要還是在我們對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理解過於停留在某個早期的階段。
對中國來說，需要一個認識上的轉變，長遠來說，我們必然要從過去的建設財政逐步轉變到福利財政👊🏿。納稅人的錢，要更多地花到家庭收入上。通過設立各種家庭支持項目🦶🏿、社會福利項目去支持幫助中低收入家庭、困難家庭，包括在經營過程中遇到困難的中小微企業，符合條件的就立刻可以享受政府的支持。我們每年的投資大多了👨👨👧👦💆🏿♂️，浪費很大🦸🏼，減少投資對中國經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
澎湃新聞：關於地方債，呈現兩種不同的看法，部分學者對此表達了擔憂，也有學者通過計算認為不用過於擔心，認為從大政府的角度來看🧜🏼♂️，我國杠桿的水平在全球排序並不算高。您怎麽看這兩種不同的看法🙍♂️？張軍👊：中央政府負責的債相對比例低一點😢，地方債比例還是比較大的📶🏋🏻♀️。中國政府債的口徑比較大，其實還包括國有企業的債，某種意義上，也屬於地方債範疇。大口徑上，中國的債務還是比較大的👨🏽🎓。
歐洲很多國家的政府債務比中國高得多，債務太高了🤵🏻，不可持續🏃🏻♀️➡️，出現債務危機。中國債務的主要問題是，花在投資上的太多🤞🏻，惠及不到居民和家庭頭上🌬💁🏼♂️。政府的很多債務盡管形成了資產，但很多資產缺乏流動性✌🏿，不容易收回成本。
現在經濟恢復過程中✍️，地方政府需要擔當更多，因此🏋🏿，可以把地方政府債務的相當一部分置換到中央層面。置換以後，地方政府要把支出結構改變，降低資本支出規模，要多用於對家庭消費的支持🫶🏿。
部分產業外遷不會動搖中國製造業根基反而會加快產業升級
澎湃新聞🚜：疫情之後，製造業面臨比較大的困難，尤其部分城市出現訂單轉移👨🏻🍳、工廠轉移的情況。您怎麽看這種情況🦌？
張軍🫅🏿：中國的產能往外走👃🏿，或者說有些生產布局到比我國勞動力更便宜、有更多優惠政策的目的地，我個人認為應該用平常心去看。因為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中國也成為發達經濟體轉移生產能力的主要目的地。
中國現在也到了這樣一個階段，以後更多的加工出口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過去幫很多跨國公司代工的企業，轉移到更便宜的給予更多優惠政策的目的地，我認為更多的是一種正常的現象，這個現象會持續下去。
但和中國香港、日本那種情形不同的是🏌🏼♂️，我們不必擔心中國會出現空心化的問題🥙。大量的日本企業向海外投資以後，大家都說日本出現了空心化，香港過去大量的加工出口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到內地以後🔵，香港也出現了空心化，經濟基本上不靠製造業🚣🏽，轉向了現代服務業🙇🏻♂️，比如金融🧑🏽🏭、貿易、航運等。對中國來說，龐大的經濟體量加上我們發達的供應鏈👃🏿，有一部分轉移出去是利大於弊的，不會出現空心化🗂。
轉移出去的只是產業鏈中的某些區段，更多的是利用當地比較廉價的勞動力及更廉價的土地👨🏻⚖️，但在生產過程中🧑🏻🦼，有大量的零部件🏃🏻♀️➡️、中間品還要依靠從中國進口🗽。因此🍍👨🏻⚖️，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來說👰♀️，總量上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但可能會改變目的地。比如，對美國、歐盟的直接出口可能會受到影響，直接出口看上去增速放緩或減少，但這是因為其他第三方轉移了生產，第三方生產的產品又賣到歐洲和美國，包含了大量從中國進口的中間品，至少從短期來說，對整體貿易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中國的製造業需要升級，中低端產品的生產不可能長期主導我們的製造業🈷️。一些中低端的生產能力走出去，會讓我國製造業在國內升級得更快🧑🏿🎤。現在大家一談到生產轉移，就簡單歸結於信心問題🗳，我覺得這種觀點一定程度上誤讀了生產轉移的原因。
澎湃新聞：我們調研發現，部分領域國產設備和國外設備的差距已經不是很大了，但少數高端設備領域🏊🏻，中國企業還很難生產出來。
張軍：我覺得很正常。畢竟我們還在追趕中，尖端技術還在攀爬的階梯上，不可能所有的尖端技術🙆🏼♂️🧔♀️，我們都擁有製高點。畢竟中國還是發展中的經濟體🩸，還不是老牌的工業化經濟體⏲🧝🏻♀️，我們也在幹中學，學得很快🕺🏿。
部分核心技術產品和設備我們還需要進口，我覺得太正常不過🐂。有一些我們現在生產不了很正常✒️，不可能做到全能，可以戰略性的擁有，不需要去全部擁有。美國生產波音飛機，也不是所有零部件和中間品都要自己生產，依然需要國際分工👨🏽🦲。
有些產品別人也能生產，甚至品質比我們的更好👨🔧，我們的優勢是便宜，這也很普遍。比如上海牌手表，做得非常好，但瑞士表可能做得更好，而且品牌積累的時間更長，在市場上有優勢。雖然我們也可以做手表，也可以完全不進口，但沒必要阻止國際品牌進來，因為我們要給消費者更多的選擇🖕。市場經濟就是要給大家更多的選擇自由，否則就變成了計劃經濟。
全民富裕很大程度是靠服務業的發展
澎湃新聞：對於中國這樣的製造大國，要成為“製造強國”與“大力發展服務業”矛盾嗎🥫？
張軍：到了後工業化時代💜，隨著人口受教育年限和人力資本積累提高到一個很高的水平，製造業必然會升級到比較高端的段位上，這樣從事製造的勞動力因為擁有比較高的知識和技能，當然有更高的收入🕑。但製造業能吸納的就業是有限的，更多的技能勞動力就要被服務業的擴張來吸納。這時候，服務業的質量和水準也很高，因為從事服務業的就業人員擁有較高的知識和技能，收入當然也相當高。
很多人對服務業有誤解🌑，認為服務業沒那麽多的技能、不需要太高的人力資本水平、也缺乏科技含量🧈，在服務業賺不到大錢🉐。其實這是一個嚴重的認知誤區🌬。到工業化高度發達時代，服務業從業者大多數收入水平反而會更高🧜🏻♀️，因為在服務業中🀄️，市場競爭越充分，需求越大，從事服務業的勞動力的收入越高，和製造業的情況沒有什麽差別。
我們現在服務業不發達、收入還比較低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數現代服務業市場總體上沒有開放，還受到國內保護，沒有向外資開放，市場化程度低。國家對服務業整體上還采取了沒有放開市場的保護政策👳🏽♀️，外資🫷🏽、民營資本很少涉足現代服務業👨🏼🚒。大家通常比較熟悉的只是低端的消費性服務業，其實還有大量的生產性服務業，高端的現代服務業👨🏽🔬，技術含量很高的服務業。
服務業是輕資產的，最重要的要素就是人力資本，就是技能勞動力🆑。比如咨詢行業🔺，完全是人力資本，公司越有名，收入水平越高。中國還是要開放服務業，打開現代服務業的市場準入📗🏮，吸引發達國家的服務行業的著名企業😛，幫助提升我們的服務業發展水平👩🏻💼。像醫療👨🏼🏫、健康、養老等這些領域👺🟫，我們太落後了，需要加快發展🆕。
澎湃新聞：從就業來說♡，GDP增速與就業之間的關系👣，目前看起來不是完全成正比。比如美國、日本等國家，GDP增速不高，但就業情況比較良好。
張軍：數字技術、自動化、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的發展，讓勞動力市場更加有彈性了。過去勞動力市場相對來說比較有黏性，因為大多數人都是在正規部門、大中型企業中就業，還有像工會這樣的團體👨🦼➡️，工會代表談判的🕟、集體協商的機製🌎，因此勞動力市場比較缺乏彈性，時常會產生摩擦📩，爆發罷工。
現在的勞動力市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發達國家。隨著新的數字化技術的發展，打零工成為很正常的就業方式，現在一個人可以有多份兼職，非常有彈性，更加自由🤷♂️。
日本就出現了這種現象。原先很多人都在大企業工作，基本是鐵飯碗🙎🏻♂️，現在很靈活👩🏼💼，隨時可以離開🧛🏿♀️，隨時可以進去。所以，現在日本經濟雖然不是很好🏊🏽，但找工作相對比較容易。過去宏觀經濟學有著名的奧肯定律：GDP增長和失業率之間存在比較穩定的反向關系或負相關關系。阿瑟·奧肯早期發現，當實際GDP增長相對於潛在GDP增長(美國一般將之定義為3%) 下降2%時，失業率上升大約1%👩🏻🍼；當實際GDP增長相對於潛在GDP增長上升2%時，失業率下降大約1%。
現在這個關系變得很弱。GDP變化不是很大，也可能實現充分就業。其實我們看中國過去10年的情況，GDP增速是在放緩的，但每年創造的城鎮新增就業崗位大都在1000萬-1200萬左右，失業率變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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